在通过译书输入西学和传播进化论的时代风气中，梁启超是积极的推动者和热心的实践者。他在1892年撰《读书分月课程》，即专列“西学书”一篇。在《变法通议》中，他呼吁变法维新必须组织人材，大量翻译西书，做到深究西方国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而通之，以求在可行”，认为这在变法事业中同样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注：《变法通议·论译书》。）他编有《西学书目表》、《西学丛书》，并痛切地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无用；舍中学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蠢国，无救危亡。方今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恫；三千年之宗教，有坠地之惧。存亡绝续，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注：《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尽管他此时并未完全摆脱“中体西用”说的影响，但他对传播西方近代学说热心提倡之情跃然纸上。梁启超对于西方进化论更是贪婪地学习、欣然地接受。在此之前，他曾感到哲学的苦闷，称他与谭嗣同、夏曾佑这些立志改革进取的青年是生活在“学问饥荒”时代，为了讨论哲学问题，冥思苦索，还经常互相激烈辩难，冀图创造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思想体系。（注：《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读到严复著作后，使他大开眼界。《变法通议》和此后写成的许多在读者中广泛传诵的文章，正是用进化论学说观察国家民族命运而得出的新鲜见解。梁氏对西学的学习和介绍固不免“浅且杂”之讥，但其功绩却是主要的，而且是巨大的。他对西方新鲜、进步的学说感觉锐敏，又能站在变革图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时代高度，怀着强烈责任感大力传播，以求达到开民智、新民德、兴民权的目的。故以戊戌时期和本世纪初年热情传播西方学说的功绩而论，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注：参见拙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中《梁启超：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一章，第一节“对近代启蒙的贡献”。）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启动，又不是简单地从西方史学“移植”过来的，科学的表述，应是“大力吸收西方进步学说，与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相融合的产物”。本世纪初年“新史学”一经提倡，便有中国学者写的、真正称得起植根于本国文化土壤之中的长篇史学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有新型的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而不是以翻译或照抄外来东西代替自己的创造，便是明证。梁启超具备将西方进步学说与本国历史学的实际相结合的条件。他对传统学术有深厚根柢，本来就是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熟悉经史，熟悉清代学者治学的成就和方法。他又是晚清具有进步性的公羊学派的重要人物。公羊学有一套“三世说”历史观，是中国本土形成的朴素进化观。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维新派人物，都经由公羊学说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并用西方近代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政体、学术的变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梁氏在激烈批判旧史的同时，对于中国史家司马迁等人的成就也明确地予以肯定。
    梁启超曾写有著名的诗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注：《梁启超年谱长编》，1901年。）当世纪之交，他是处于时代潮流中心的人物，对于输入西方学说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对传统文化又能加以抉择，做到融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发扬本土学术的优良成果。因而能从批判封建专制、挽救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高度，揭起“新史学”的旗帜，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
    奠基：理论上廓清之功和全新的研究风格
    从二十世纪初年至五四运动前夕，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正式展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十年代，是其壮大和深化的阶段。作为史学近代化倡导者的梁启超，同时又是出色的实践者，被称为“影响最为广泛的史林泰斗”。（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史学新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从宣告新史学时代到来至五四前后，梁启超都有出色的建树。在冲破旧的樊笼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方面，都有首创性成就，而且以其过人的勤奋和才华，为史学近代化开拓了诸多领域，撰写有一系列重要论著。因此有充分根据认为：中国近代诸多史学名家中，梁启超与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关系最大，成就也最为突出。
    在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阶段，梁启超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理论上对旧史的严重弊病作了有力的廓清，并对建设近代史学的方向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研究实践上，他对如何摆脱长久沿袭的旧格局、开创近代式的学术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
    作为二十世纪史学近代化独领风骚之作的《新史学》，撰写于1902年。它的准备，是梁氏撰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这两篇名文，都是跨入二十世纪之时来势迅猛的批判封建专制、呼唤爱国救亡的进步潮流的产物。关于《中国史叙论》中论述地理条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古代民族都不是单纯血统，而由长期混合形成，划分中国历史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大段，以及《新史学》对封建旧史的猛烈批判等卓识，这里都不必赘述。笔者认为，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新史学》对于史学近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理论奠基意义。
    梁启超之所以居高临下地对旧史作批判性的总结，其理论基石是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这样的认识高度，恰恰是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后进步社会力量要求推翻帝制，最终实现民主的时代潮流，和《天演论》传播的推进而达到的。《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而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旧史却“未闻一人之眼光能及于此者”，由此而造成“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等严重弊病。梁启超对千百年来封建思想窒碍了史家创造性的发展深恶痛绝，他认为过去称得上具有创造性的史家，只有司马迁等数人。而其他众多史家，则墨守成规，不求创新变通：“《史记》之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而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再如朱熹《通鉴纲目》，则在褒贬书法上舞文弄墨，“自欺欺人”。《通鉴》旧时称“别择最精善”，但由于其出发点是为帝王“资治”，备君王之浏览，故拿近代眼光看，“其内容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旧史家因袭成性之形成，除了由于专制君主迫害，使作史者惟恐触犯忌讳外，即因为国民意识的不发达，以致“认为历史是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旧史家不懂得史学的可贵，乃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他们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甚至人至上千，卷次数百，“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故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也”。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