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发展了《新史学》的观点，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进一步建构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设有专章论述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形成了梁氏独特的史料学方法论。他指出重视史料搜集和考证的目的是“求真”，务得史实之准确。他总结需要特别注重的几项原则是：第一，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的材料中，广泛爬梳，联系分析，发现问题，并得出恰当的有价值的结论。第二，官书记载每经朝廷有意篡改，历代皆然，而清朝尤甚。如清初所兴诸大狱，实录稿均有意隐匿，必须从多种文集笔记，钩稽参核，方得其真相。第三，鉴别史料，“正误辨伪”，是极复杂的工作，必须具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说，要继承“前清诸老严格考证法”，从外国说，则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一般原则是，年代愈早，可信程度愈高；但在特殊情况下，有较可贵的史料晚出或较迟传布，为前人所不及见。第四，考定史籍之价值，应结合作者的史德、史识，以及其所处地位如何。第五，治史者切忌用伪材料，但又应看到，所谓伪材料，若能考出该书作出的真实时代，放在此时代考察，则又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材料。以上诸项，都是综合前人治史经验教训，及本人治学甘苦所得结论，素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梁氏又极敏锐地引导人们重视新史料的价值，他称铜器铭文的出土，字数多者可抵一篇《尚书》。殷墟卜辞的出土，其价值可改变整个殷商史的面貌。（注：《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书中还提出鉴别伪材料的十二条原则，以后发展成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一专著。
    梁启超最后十年对推进史学近代化的壮大和深入有巨大贡献，在同时代人中，他和只有前期而没有后期的严复、康有为，还有夏曾佑，都不相同。勿庸讳言，梁启超的思想体系庞杂，其中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变动急剧和他本人务博易变的弱点所造成。但从总体说，梁启超晚年的丰富著述为史学近代化拓宽了领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术潮流的前进，而且也是他前期宣传新思想、倡导“史学革命”的继续。梁漱溟先生曾评价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主要贡献，在于“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造成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正代表了五四时期成长的一代学者以其亲身所得到的强烈感受，对梁启超推进史学近代化的卓越贡献所作的确评。
    注释：
    ②ｉ见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引自杨向奎《试论蔡元培》，《浙江学刊》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