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理论指导上，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参照西方和日本学者近代史学观点，进行理论的创造，生动地阐明历史的螺旋式运动等问题，使人们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与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到高级进化二者的界限。主张近代史家应该彻底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具体表现。历史是进化的，但历史的进步并非直线式，“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循环论者在认识上的错误，“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这些论述，是对于历史进化作螺旋式运动的特点及循环论者误取螺旋的一圈而以为作圆形运动的认识错误，作了形象的说明。他又进一步论述说明历史前进的曲折性：“譬之江河东流以朝于海者，其大势者。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知江河之性乎？”
    梁氏对新史学的理论方向作了初步规划。他强调根本改变旧史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的做法，而近代史学要求近代史家写出人类“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日进焉”的历史情状。他又论述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考察：“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从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并且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而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过去的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例公理，“以增幸福于无疆”。
    梁启超对于旧史中因粉饰君权的需要而大肆渲染、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正统”论和“书法”论痛加驳斥。如对“正统”论，他指出旧史家宣扬“正统”的实质即是维护“君统”，“视国民为无物”，与国家是全体国民所有的观念根本对立。他分析旧史家陈寿、习凿齿、司马光、朱熹等所持的“正统”标准均互相矛盾，同科学的真知绝不相容。并且认为，要讲符合道理的正统，乃在众人而并非在君主一人。为国民所承认，所拥护的人物，才称得上真正符合“正统”。（注：《新史学》引文均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总之，《新史学》以其符合二十世纪初救亡图强需要的时代精神，以新鲜的理论和价值观，开启中国史学近代化时代的到来，此后几十年中，进步史家无不以“新史学”看待自己的事业和这门学科取得的进展。
    同年，梁启超撰成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8万余字），鲜明地贯彻了进化观和因果论的理论指导，体现出全新的研究风格，因而成为史学近代化在研究实践上结出的第一个硕果。
    首先，梁氏以开阔的视野和宏观的把握，第一次把几千年中国学术作为一个发展进化的、前后有因果联系的对象来论述，揭示其演进的脉络，并且中肯地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文章以磅礴的气势，将古代以来学术演进的趋势划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统一时代，西汉；四、老学时代，魏晋；五、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今日则为复兴时代。他大角度宏观地总结中国古代思想的若干显著特点，诸如：重视伦理关系，“凡先哲所经营想象，皆在人群国家之要务”，“专就寻常日用之问题，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独倚于实际”；与西方古代思想相比较，中国古代神权思想不发达，古代的“天命”、“天意”是可以还原为民众意志；中国古代文明又重视“天人相与之际”等，均堪称见解深刻、切中肯綮。
    其次，《论大势》深入地论述学术思想与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相互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交互作用的格局。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人之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概括了从“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论述鞭辟入里。又论述孔、老因南北地理民情之悬殊，形成迥然不同的学风，也极具卓识。
    再次，《论大势》做到以近代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精到地阐释传统学术中符合理性的、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优秀部分，同时尖锐地批判其中为封建专制服务的腐朽部分。梁氏一再用进化、竞争学说，说明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对社会及学术的发展造成的严重障碍，其中说到：“罗马教皇会全盛之时，正泰西历史最黑暗之日。……吾中国学术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起。”关于西汉儒学独尊对社会及学术的影响，我们今日自可比梁氏所论作更深入、具体地分析与评定，但他大力针砭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阻碍学术的发展，则是击中要害的。对于清代学术，梁氏肯定清儒实事求是的学风，善怀疑，不妄徇前人成说，专攻深入，原始要终，胪举众说，折衷决断，故评价“其精神近于科学”。同时又严厉批评专制君主屡兴文字狱，钳制文人思想，使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刺，怀抱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凑于说经”，（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引文均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造成烦琐考据学风盛行，压抑学术的健康发展。这种鲜明的批判精神显然来自其浓厚的国民意识。
    《新史学》和《论大势》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把一代敏锐进取的青年学者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胡适曾经极真切地讲出自己的感受：“严（复）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思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个老大的病夫的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时代读这样的文章，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注：胡适：《四十自述》，中国书店影印本。）胡适作为近代学术名家，在回顾自己治史道路时，称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论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以后著《中国哲学史》即由此布下种子。--这便是梁氏的论著开启了史学近代化这一新时代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