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在广泛学术领域的出色建树
    本世纪初四大新史料的相继发现，（注：关于新史料的四项重要发现是：殷墟甲骨文；敦煌及古代西域各地的汉晋竹简；敦煌石室唐人写卷；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使方兴未艾的史学近代化潮流从1919年起进入其壮大和深化阶段。恰好梁启超1920年初欧游归国之后，即舍弃一切与学术无关的事务，全力从事研究和教学，至1929年去世，是他晚年全力从事著述的十年。梁氏才华横溢，学力深厚，特别是由于他掌握了近代哲学观点和方法，使他辨析问题更加左右逢源，十年间完成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为史学近代化的拓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这些论著涉及范围宽广，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课题，举其要者即有：社会史方面，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学术思想史方面，有《阴阳五行学说的来历》、《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儒家哲学》、《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戴东原哲学》、《颜李学派及现代教育思潮》等；史学理论方面，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文献学方面，有《墨经校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等；文学史方面，有《屈原研究》、《诗圣杜甫》、《陶渊明》、《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民族宗教史方面，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
    以一人之力，十年之内在如此广泛的领域撰成大量论著，这在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全面评价梁启超晚年的学术贡献自非一篇文章所能容纳，这里仅就与史学近代化关系最大的两项，即对历史和传统学术“重新估价”的审视态度和重视方法的总结，作扼要论述。
    以近代理性观点审视反思历史，做到宏观的概括与深入的分析相结合，的确是梁启超晚年学术的特色。由于他有意识地以求实求真的近代理性眼光，审视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因而使其研究成果无论从哲理高度、开掘的深度和分析的系统性来说，都有新的、与传统学术迥然不同的时代风貌。要对传统学术作“重新估价”，是梁氏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来的。他对儒家的精华曾一再加以阐发，同时对儒家“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说教，在二千年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严重消极作用，则给予严肃的批评。这部著作不仅深入论述了儒家思想演变与时代的关系，学派的分化，而且独具慧眼地充分重视转变期学者在学风转变过程中的枢纽作用，又对一些在历史上地位重要而历来少被论及的学者，也给予应有的地位。《阴阳五行学说之来历》一文，认为董仲舒这位历来受称赞的“醇儒”，所著《春秋繁露》，“祖述阴阳家言者居半”，而他的儒学，“已绝非孔、孟、荀以来之学术”，故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流行，“大率自仲舒启之”，并造成此后二千年间“{K3H103.jpg}祥灾异之迷信深中于士大夫，智日以昏而志日以偷”（注：《阴阳五行学说之来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的灾难性后果！梁氏这样有力地廓清几千年流毒甚广的迷信学说，在近代学术上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两篇，曾被近代史家张荫麟誉为：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而尤以前一篇最值得称道。此篇做到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向来把握春秋时期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中肯地论述了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走向统一的重要阶段。前两章，《纪晋楚齐秦国势》和《纪鲁卫宋郑陈蔡吴越国势》，分别论述决定春秋时期全局的四个大国盛衰变化和八个较次要国家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后四章，《霸政前纪》、《齐桓晋文霸业》、《晋霸消长》、《霸政余纪》，从纵向论述春秋史的重大事件，霸业的消长和各国交互错综的关系。他从民族关系的融合和推进全国统一进程的角度肯定楚国的历史作用，纠正以往封建文人长期所持有的旧见，认为楚灭国最多，“以夷猾夏”，应加以谴责。梁氏强调，当时南方诸多小国文明低下，中原的大国无力顾及，楚国兼并这些小国，是把它们的文化提高到开化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楚国的文化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所以历史的正确结论不应是“以夷猾夏”，而是“举蛮夷以属诸夏”，（注：《春秋载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有大功于中国！他运用理性审视眼光，故能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深层次的有价值的东西。
    《清代学术概论》是又一饮誉学坛的名著。它概述清代学术的演变历程，论述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评价三百年间所有主要学者的历史地位。做到纵横论列，气势非凡，而又巨细兼顾，分析精当，全文不足七万字，却被称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本篇不惟高屋建瓴地再现了学术思想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重要问题又有深入的具体分析。梁氏论述考证学极盛期吴、皖两大派代表人物惠栋、戴震的不同特点。惠栋治学以“凡古必真”定是非，他既有确立“汉学”地位之功，又有胶固、盲从的弊病。戴震治学以“深刻断制”为特色，主张“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推断务求精审，不盲从迷信。皖派人物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即继承戴震精神，做到“虽其父师，亦不苟同”。这些论述，都力求摒弃“是古非今”的封建旧习、迷信的观念、宗派门户之见，体现出近代理性精神。篇中笔锋所至，对于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如“好依傍”、“名实相混”的痼疾，因“重道轻艺”的偏见造成自然科学不发达，几千年来“惑世诬民汨灵窒智”的迷信邪说，都予以抨击。对其师康有为，梁氏高度评价他掀起晚清思想解放潮流的巨大进步作用，同时，对于康有为学风上的武断，托古比附的做法，杂引谶纬之言以神化孔子的神秘说法，也都中肯地指出，无所隐饰。梁氏对于他本人治学博而不专、入而不深的毛病，也公开批评，基本做到如他所说：“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以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自著成后，历七十多年来一直成为了解清学必读之作，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成功地贯穿了梁氏“重新估价”、“求真求是”的指导原则。
    重视研究方法的总结，是梁氏对推进史学近代化又一重要贡献。此项体现出他熟练地运用演绎、推论、归纳等逻辑方法，并且突出地具备构建体系的近代思维特点，达到了自觉的程度，因而示人以门径。他总结朴学家的治学精神是：“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以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精神之所赖以成立。”（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清儒严密考证的精神和方法，本来颇多符合于近代科学方法，经过梁氏的总结而更具系统，遂成为推进史学近代化一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