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两种观点不同，其他考古学家认为，正是古埃及社会和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必须成为考古分析的焦点，但经验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基本上不适于认识过去历史。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来自也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是我们创造了过去历史。对于这些还有许多其它方法论问题的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也许似乎是一种折衷--综合：我们可以综合来自每一个相关原则的根据建立一种对古埃及的更完整的理解。例如，我们可以用地球物理学来重建古尼罗河的水力学，从而解释为什么古王国在三角洲的村落几乎毫无例外地建在沙砾上；然后我们可以因考古数据来说明这些村落在第五和第六王朝间在数量上的增加；这一时期的文献将告诉我们，这些村落在数量上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一个要保护他的东部边防的法老给予赋税鼓动；最后，倾向这样做的学者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威伯那里，在进化论中或在其它地方找到一般的历史理论。总之，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种多面的途径去理解古代文化。
    然而，这样一种折衷--综合的方法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纳尔迈调色板使人想起古埃及人的观念和尼罗河三角洲与尼罗河河谷间关系的历史的变化，考古证据用河谷和三角洲的人工制品风格的最后的均质化的形式为此提供了证据。但是从一些观点看，这些铭文和考古数据只有当我们试图重建埃及文化史时才完全是互补的。我们在像纳尔迈调色板这类东西中塞入的和看出的古埃及的思想不具有同陶器风格中的可以衡量的可变性所引起的作用同样科学的地位和用途；实际上，从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个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文化综”可被定义为实际上只含有人工制品风格和分布的可衡量、可作统计分析的变化的意思。同样，早期国家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的解释大多强调作为借此来划分和分析早期复合社会的有效的“权力”和“统治”。但是，一些早期文明没能出现是因为它没有产生合适的权力结构吗？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对历史和古埃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不能在真正唯物主义科学的逻辑框架和概念中获得，相反，考古材料的真正的唯物主义科学也不能使大多数学者满意，因为他们要把人工制品翻译成我们经验熟悉的行为的一望而知的术语来理解过去历史。
    古埃及年代学
    借以建构这个年代学的主要数据有古代文献，放射性碳年代和人工制品风格的变化。在公元前四千至三千年这一关键发展时期没有文献存留下来，一些涉及埃及年代学的文献如帕勒摩石碑虽可断年在公元前三千年，但其文字材料却可作多种解释，学者们的解释也是各持一端的。都灵纸草和曼尼托的编年史提供了构成以后年代学和古王国以后的时期的基础的国王名单，以文献为基础的年代学提供了一些似乎通过参考可确定时间的天文事件而很好地确定的时间点。
    哈森和罗宾逊在放射性碳年表和估计为第一和第五王朝其间的时期和一些以后时期的传统时代很好地吻合。例如来自佐塞坟墓的刺槐和埃及榕木的八个标本的日期是高度一致的，平均为公元前2680±104cal，这与爱德华对此墓的估计前2686年是很相适合的。他们也把历史日期和放射碳日期相比较以使埃及和西南亚的年表相关联。格依等人对于古王国的日期除了第六王朝外在大部分放射性碳日期和历史时期之间发现了大体的一致，但由于标本的污染和校正曲线的多种解释，他们对用辐射断年去推断精确的年表提出了疑问。
    尽管有这个整体上的吻合，一些新的放射性碳日期却与历史年代学尖锐对立。哈斯等人发现，取自许多古王国金字塔、祠庙和坟墓的碳化生物材料64个标本平均比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年代推断早大约三百七十四年。对这个不一致的各种解释都不能特别令人信服。
    年轮年代学可能适合于古埃及，因为木头在那儿保存得很好，但许多圆木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针叶树制造的人工制品却从未被系统地分析过。
    传统的人工制品的类型学仍然是埃及文化演进的早期形态的代表借以分析的工具，但这些类型却必须假定为风格、功能和随机变化的混合体。许多学者认为用来创造这些单位的方法远非令人满意，最近埃及陶器类型学已以等级的品性分析的形式被重新铸造。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更有效的类型学和分类法可以同非等级方法相配合。
    埃及文明的演进：5000--2000B.C
    近来哈森对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农业基础作了全面的评论。
    埃及法老时代的主要驯化物，大麦、小麦、绵羊、山羊的结合物一般认为是从西南亚引进的，但埃及的材料却提供了其独立演进的重要实例。考兹娄斯基和金特尔根据人工制品风格得出结论，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埃及农业定居地法尤姆和麦利姆达·比尼·萨拉玛公社“同近东的，特别是约旦狭谷的发源地有同一个祖先”（1989.8.176）。其他人认为是起源于西北非或苏丹或撒哈拉。
    无论何种情况，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埃及农业是一个为埃及文明的而后演进提供了基础的牛、猪、绵羊、山羊、小麦、大麦及其它作物和动物的丰饶混合体。根据环境、农业和基本人口统计的变化，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到大约前两千年这段时间可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转变时代，在此期间，埃及的定居模式，起作用的互相依存和复杂性，以及其它主要可变物经历了演进速度和方向的平行变化，就在公元前两千年之前，在成熟的古王国达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