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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埃及文明的演进:问题与论证(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 李晓东 参加讨论

古王国埃及:帝国的转变
    约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以后,埃及很快进入伟大的“金字塔时代”,也进入了历史时代,许多保存下来的古王国文献提供了一幅这个时代生活的生动图画。
    古王国我们看到一些开始于很久以前的前王朝时代的一些发展趋势的继续。可以说,古王朝埃及在量的方面起初不同于早期王朝埃及。肯普认为古王国和中王国是一个“一元的阶段”,他把中王国看作基本上是一个第一中间期的一段时间的变化之后的古王国文化形式的重建。
    至少从马克思时代起,古王国埃及已被看作古代社会形式,魏特夫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肯普认为,要理解如古王国埃及这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理解其伟大传统,即古王国和中王国的神性王权,它提供了藉此埃及国家被控制和被证明合法的机制。
    古王国经济的性质在考古上没有很多文献,但一些文字材料和墓画弥补了这个不足。一些文献提供了管理者的等级,被广泛用于推测古王国集权管理的性质。其征税系统是完备而有效的。肯普认为古王国埃及的农业资源包括三个不同的种类:直接由国王拥有的财产;属于敬神基地的财产和由个人拥有属于税收的财产。
    然而,当我们试图把这些不同的文献材料与已知的考古材料相比较时,困难就产生了。在简单的人口统计水平上,尽管有一些埃及形成时期的全面的人口增长的证据,但增长的速度显然很缓慢。在这同一时期中至少有一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的技术改善和可能一些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人们从一地向另一地的搬迁,因此,人口增长的总原形的实际结果和原因可能很难估计。在三角洲地区,一些小的古王国遗址的核心已被发现,古王国定居地显然也广泛分布在埃及的其它地区。
    尽管古王国时期有总体人口增加,但似乎几乎没有此外的大的遗址。这与一些其它古老文明的情况很不相同。古王国定居地点和大小不取决于当地的环境,而且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许多学者指出,法老个人引导着埃及的定居,而这样做是出于不同的市俗动机,包括王室权力的巩固,刺激经济发展和边疆的防卫。
    古王国定居原型至少包括五个不同类型:(1 )孟菲斯的民族“首都”。(2)规模大而又有墙的城镇。(3)要塞和贸易集散地。(4 )金字塔城镇。(5)小地方村落和城镇。 我们有来自这五种定居点的大量材料。更小的和中型的公社,我们的大多详细的证据来自三角洲西部的康·埃尔-黑森,其地点,一般构造和陶器方面同凡·登·布林克置于三角洲东部的古王国遗址的情况极其相似。作为一个地方首都,它在地方政治方面有些重要性,但它似乎也是一个一般的田园农业城镇,在第五和第六王朝及以后的许多时代都是一个大公社。
    主要定居地的土石堆大多由古王国以有炉膛,贮藏部分,烟炱陶器,烧焦了的有机物和其它家庭化活动痕迹的小屋形式的泥砖建筑构成。我们只出土很少康·埃尔-黑森的随机样品,但到此为止的证据似乎大多与它是一个政府办的专门化的养牛定居地或通向利比亚路上的中转站的推断相一致。(1)几乎没有当地工艺品的证据。(2)制品风格给人的印象同遍及埃及,从基萨到达荷拉绿洲的古王国遗址的制品风格相一致,表明与中央古王国国家的很强的文化联系。(3)在康·埃尔-黑森发现的刻有标记的泥封反映了政府贮藏的直接进口或出口。(4)在康·埃尔-黑森和尼罗河各遗址之间在牛骨出现率方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与牛粪是一个主要燃料资源的论证一起可能反映了牛的饲养和出口是一个主要的经济活动。(5)建筑费用和容量中的相对小的差别和显然康·埃尔-黑森的有限经济活动范围和社会阶级同主要由生计农民构成的公社相一致。马斯塔丘的古王国定居构成还不清楚,而门底斯可能位于尼罗河一个主要支流而且像布托一样,是非洲和亚洲沟通海路和陆路的一个主要连接点。
    在尼罗河谷,古王国定居地按美索不达米亚标准似乎很小,组织相对简单。对布痕、埃里分订莱地点的古王国设防定居地的分析显示这些定居地是埃及帝王管理的重要部分。这些沿尼罗河的主要古王国城镇可能左右有大量的农业村庄。它们大多已被毁坏或埋掉了。
    随着国内社会政治的变化,古王国地方定居形式可能随着时间大大地改变了。巴尔的对古王国头衔和等级的分析展示了古王国官僚政治的等级制度的巨大复杂性和变化。肯普提出在上埃及,地方事物由法老监督控制在古王国晚期逐渐削弱,而地方统治或诺姆长的出现则达到了顶峰。
    关于古王国朝代的交替,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审美传统,我们知道的大多来自对祭祀中心基萨、萨卡拉的附近地区的考察,但只是最近,这些祭祀中心才被系统地挖掘。埃及金字塔本身可能是功能关系和某种程度上古王国埃及变化的功能结构中构成原因因素变化中的水平的精确反映。雷内尔认为基萨的三个金字塔、斯芬克斯和其它纪念物可能是一个单位计划的一部分而非只是承续的独立建筑规划的结果。然而许多学者认为金字塔和一些同样的能量“浪费”的表达不只是法老的狂想的产物,而且是基本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的产物。这个“浪费”对于建造这些纪念物的社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邓尼尔根据向农业的转化解释了北美史前金字塔和土丘建筑插曲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测定。他认为这些丧葬崇拜在采集经济和早期农业经济大多在边缘地方的地区最为复杂,它们在以对他们长久生存起一份作用的方式连接许多小族的再分配经济中起了焦点作用。如果以同样的观点考虑埃及金字塔,我们会把古王国的纪念建筑物规划的突然兴盛解释为反映了这时期与随着同外国的交往而迅速发展及其它因素古王国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迅速集中相联系的不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王国后期的金字塔建筑的衰落可能反映了一个以后许多世纪在埃及存在的稳定形式中的经济或管理机构的全国的重建。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王国可以看到大量庙宇的不断修建,在某种程度上,以前花在金字塔上的能量完全转入其它建筑形式。肯普指出,在古王国的末叶,因为维护现存的崇拜中心的高费用,金字塔建筑可能慢了下来。而且金字塔只是观念上相同的投资于坟墓--方尖碑等的一种表达。塞德勒玛耶已指出,至少在考--玛特玛尔地区,第一中间期没有坟墓明显繁荣的变化。此外,卡那瓦提对原始文件和陵墓的评价是古王国后期王室权力没有像一般设想的那样衰落。这样,似乎投在金字塔上的劳力和资源必定不知怎么被调节到其它用途和其它变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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