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伽达遗址在早期前王朝时代可能象希拉康坡里一样重要。哈森指出，虽然前王朝的希拉康坡里和涅伽达都是具有大约几千居民的紧凑的聚核定居点，但它们“可能不是人口的主要中心，他们的功效可能主要是一个新的生活秩序、一个祭神的圣地和神的中心的象征”。
    我们知道的与以希拉康坡里和涅伽达为中心的发展中的上埃及国家同时代的下埃及遗址只有玛阿第和一些附近公社。放射碳测定的年代表明，最初在这里的定居是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六百五十年和此后的几个世纪。玛阿第由许多柱支茅顶的半地下的坑屋构成。玛阿第的数百个墓穴，就其内容的变化上看，至少表明了一些社会的分级，但最重要的是公社功能的改变。数百件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陶器在玛阿第被发现，这反映了与这个地区并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中的乌鲁克--杰姆戴特·纳斯尔国家的牢固的联系。
    下埃及和三角洲不是埃及文化综的最初中心地，这在生态学领域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如特里格提出的，上埃及最初的文化领先，可能与上埃及的大堤更易于农业耕种有关。卡内罗的早期国家形成模式在这里可能仍然适用：人口在严重受限的农业环境中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又将导致作为一个军事机构副产品的国家组织的发展。
    前王朝--早王朝的过渡：Ca.3400--2700B.C.
    到公元前三千年，整个尼罗河谷和三角洲从地中海到努比亚边界以及西部沙漠的绿洲都有人居住了。
    大多数学者猜想，埃及借以达到政治统一的进程是一个暴力的进程。然而，关于埃及的发展是与西南亚交往而刺激起来的可能性的证据还不大清楚。雷德弗尔德指出，从格尔塞时代到第一王朝的埃及历史的传统解释证明了一种随着向上推进到尼罗河谷、席卷三角洲，扩展到亚洲的政治统一和扩张力量的向北渗透，但有一个因素特别难于纳入这个埃及政治演进的南北大潮，即格尔塞和后来人工制品遗址的人工制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朗--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纳尔迈调色板，利比亚调色板和一些其它东西形象地描绘了一些人认为是埃及政治统一事件的说明的图景，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图景是含糊不清的。凯泽等人认为埃及统一得要更早些。
    一个测定政治权力中心转移的传统方法是分析纪念碑建筑和丧葬祭礼地点。例如埃默里的北萨卡拉早期王朝坟墓的挖掘，展示了下埃及社会的一些地方的大量财富，但第一王朝统治者和他们的后继者的实际坟墓看来好象在阿比多斯，在人们知道的乌姆·埃尔·卡阿博地区。
    萨卡拉的梯形金字塔的建造可能标志埃及庄严的文化中心的北移点达到了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交界处。特里格等人指出，上埃及人工制品风格在下埃及定居地的原始的出现并不表明必然的政治或经济的结合。但当我们把三角洲的最早的人工制品同早王朝其它居住地的人工制品相比较时，我们看到河谷和三角洲之间的人工制品风格的同一性大大增加了。
    布托已被证明包含至少确定为公元前四千年晚期的沉积。在那里，发掘者们发现了反映同西南亚国家，特别是北叙利亚的阿幕奇F 时代定居区交往的泥锥、陶器和其它人工制品，说明通过这个地区，贸易联系可能达到了底格里斯、巴里克和上幼发拉底地区，布托可能是最重要的三角洲港。此外，三角洲东部定居地和巴勒斯坦公社可能有短的陆路连接。
    除了这些不断扩大的对外关系的迹像外，也有迹像表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后，埃及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公社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例如，最早的来自布托，宜斯威德丘和伊勃拉黑姆·阿瓦德丘的前王朝三角洲陶器与来自南方的是大不相同的。凡·登·布林克在伊勃拉黑姆·阿瓦德丘发现了四米沉积物，并指出其最早的几层出现了在风格上“显然与尼罗河各同时代遗址不同，所以可能反映了一个原始的三角洲文化……”的前王朝的陶器。凡·登·布林克在宜斯威德丘发现了最早的几层有最早的独特三角洲风格的小屋式的圆结构和陶瓷制品的遗存，后来的定居地有显示与尼罗河各传统风格一致的长方形泥砖结构和陶瓷制品的同样原型。关于在这些遗址观察到地层学顺序的中断和它们构成的不同的意义的争论依旧在进行着。
    在上埃及和下埃及，很明显在产品的系列和生产方法上都有很引人注意的变化。大多复合社会都有一个其中强劳动量，高装饰陶器被较少审美吸引力，大批量生产的形式所取代的时代。西南亚的这一时代发生在早期的四千年，埃及的陶器似乎在早期王朝时代已有一个类似的过渡，但它的顶点却在古王国时期。
    总之，到大约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与早期文明传统相联系的文化综的每个因素，从一个民族的宗教意识到主要工艺生产的政府控制管理都已在埃及出现。早期王朝的定居模式包括一些可能已是数千居民家园的定居地，就其提供的经济和政治的功能的数量而言是如何复杂地组织起来的还不清楚。一般讲，直到埃及历史很晚的时候，它似乎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然而又是建立在数千小而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仅伴有经济生产的很小集中的集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