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们原始的情感当中常常有某些多维成份,或者说有的将沉积为美好情感的反向东西。其中大约有二:一是愚蔽偏执之情,一是强暴冲动之气,而且两者常常相因而至。它不仅有悖于向善的情感,更违失于理性。偏薄之情导于欲望,敦厚之情连于理性,孔子即有见于此,方“制礼作乐”将人们之情之理陶铸和存养于一种状态或境界之中:“盖在清明安和四字”。(注:《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6、161、130、125、132、81、81、81、85、152、90、91、111、97、419、434、104、106、184、192、196页。)“清明安和”是人们情感、理性的既成状态,也是以伦理组织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梁漱溟认为,孔子致力于“清明安和”社会,是从“正名”开始的。“以道名分”,初非强调旧秩序,而是以其为蓝本,经过损益以完成重建。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呼唤与启发人们的情与理,并以之为衡。另一方面便是淳淳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的恩情,由近及远使整个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这样,“清明安和”即从不同角度作为整体展现出来。 梁漱溟承认,这些理所应当的东西和周孔礼乐一样几乎荡然无存或早已变形,虽然只剩下一点“基本精神”。在利益分裂的历史中,温情脉脉的面纱常常被剥去,那么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已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否还可以回光反照?这是梁先生所无法直接回答的。 二、宗教的他律与道德的自律 宗教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母体,宗教生活在人类生活的起源意义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侧面。但是随着文化的演进和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这种原始的宗教形态便逐步淡化。或者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或者为具有宗教功能的其他文化形式所替代。梁漱溟认为,“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注:《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6、161、130、125、132、81、81、81、85、152、90、91、111、97、419、434、104、106、184、192、196页。)西方的宗教在社会层面的意义,是以其特殊的方式外在地规范人们的生活,并通过他律的方式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调节。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却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以道德代宗教,即以儒家伦理内在地调解人伦关系、维持社会的稳固和发展。通过道德上的内省和自律实现人生和提升人性。梁漱溟认为,儒家伦理之路不仅具有宗教的“超越功能”,同时又避开了宗教自身难以解决的种种弊病,诸如人格的分裂及人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偏颇。因此,以道德代宗教的理性选择,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我们文化共同体的最大张力,而且其意义将展现于未来。 1.宗教的他律与人生偏狭 梁漱溟说:“所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感方面之安慰勖勉的。”(注:《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17、530、521-522、523、524页。)其意思有两点:第一,宗教的主要功能在于安慰人类的情感,使人得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第二,在人类知识或常识之外并背反地立其根据。放弃认识而归于信仰。人类的情感不宁发生在现存的世界,即人们感觉所及、理智所统的世界。既然我们认识中的世界无法解决这一自身产生的矛盾与纠葛,那么只有冲出、超离现有世界,到彼岸去方可得以解脱。宗教中所有的种种“神”、“仙”、“帝”、“天”……的观念都应于这个要求出现的,都是在现有世界之外立足的。因此,一切宗教多少总有出世的倾向。宗教的“超绝与出世实一事的两面,从知识方面看则曰超绝,从情感方面看则曰出世。”(注:《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6、161、130、125、132、81、81、81、85、152、90、91、111、97、419、434、104、106、184、192、196页。)宗教解决的结果,创造了异在于人类的另一个世界。实际上,上帝的本质不过是人类自身本质的迂回或倒映。反过来,这种“超人间的力量”要求人们放弃理性和认识,以绝对、唯一的非理性心态对自我设置的对象去顶礼膜拜。梁漱溟分析道:第一,宗教信仰是不容人们以常理推测批评的。第二,所信仰的都崇尚绝对,而且能力特别大或无限,人要信赖他。第三,宗教对人都有很大的约束力,不容你同时再信仰别的。总之,“他一致的归结就在拙仰人类自己的个性。”(注:《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6、161、130、125、132、81、81、81、85、152、90、91、111、97、419、434、104、106、184、192、196页。)宗教的异在性和他律性,以虚幻的方式解决人生烦恼、给予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格上的分裂和扭曲。特别是宗教国教化或意识形态化以后,同现存政权一起直接成为扼杀人性的工具。 印度佛教否定人的现世生活,认为只有进入“涅槃之境方可解决生命的谬误,得到生活的大解脱。虽然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显示出其博大温厚和刚健猛进,不是出于对大自然的畏怯才走向宗教的道路。但是,它毕竟是在俗世以外给人生以舒展和生活的圆满,因而又不能不是一偏;同时,清苦的修炼和遥远出世距离之间一旦有所松懈,便重新坠落于已被证明的荒谬世间。以此为因,终使其社会发展失去动力和活力,以至造成人性的干瘪。印度文明的衰落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西方的宗教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在给予人们的情感慰勉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生的偏狭,特别中世纪的宗教的黑暗统治,既剥夺了人们的精神信仰权,也剥夺了世俗的生活权。禁欲主义的戒律几乎禁锢了人们所有创造的可能。“宗教改革”虽然从形式上革除了旧有宗教的流弊,但“新教精神”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将社会和人生引入另一岐途。向外逐利、物欲横流,特别是全球性殖民掠夺,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精神所留下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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