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
    现代释义学研究表明，传统的最大特性之一在于它的可变性。或者说，真正成其为传统的恰恰是充满生命力的“活”的方面，不是腐朽不堪的“死”的方面。因此，传统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在于依据现实推陈出新，创造出与现实相吻合且有用的东西。梁漱溟强调儒家伦理可以行之于现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说传统不是一宗现成之物，而是在理解传统、解释传统的过程又参与了对传统的创造与再铸。儒家伦理尽管在历史上产生不少流弊，但这些都不应构成现代化的障碍物，而应变成现代化的动力和积极因素。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另起炉灶实现现代化。在这个前提下，传统是现代的起点，传统与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生机勃勃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传统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创造。作为传统文化主脉的儒家伦理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是现代化选择的文化根据。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伦理恰恰构成人类未来共同意识的内核。
    1.历史的堕力与现代化的两难
    我们既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模式在二千多年的历史运转中已逐渐失去其自我更新能力，逐步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其诞生的冲动力及由此创造的汉唐文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极致，并展示了这个结构最大张力和含容力。此后，虽然也曾有过“中兴”，但基本的趋势是沿着抛物线的顶点下滑以致僵化不动。改朝换代除了草菅人命和带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外，大多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复。所有的流血、奋斗都统统自觉不自觉地装进千年一贯制的框架中。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传统和“赤手以搏龙蛇”的雄猛强劲之风，经过宋明儒学的改造、发挥，有的已变成僵硬的教条，成为防范“人欲”的异己力量。“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注：《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17、530、521-522、523、524页。）不容否认，历史的堕力足以造成“死”的抓住“活”的。同时，西洋文化的舶来，使本来岌岌可危的局面，更加混乱不堪。
    这种混乱和危机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阶层。向来受儒家思想支配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冲击下，传统的伦理观念、价值体系逐步解体，借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象征日益衰落。崇实致用，逐利于外，重科学技艺，求民主自由的风气则日渐浓厚。在这旧的即将打破、新的飘浮不定的双重困境下，可以说，中国人已陷入了严重的价值紊乱和精神迷失。僵化的传统社会结构在外来重力的挤压下已发生扭曲和变形。特别是社会基础的全面松动，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文化失调”。因此，中国的未来必须同时运作这一旧一新两道难题。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选择需要走出两难困难。
    梁漱溟认为，历史和逻辑均已证明复古是死路，西化更是无望。中国问题的深层次解决既不是“器物”的借用，也不是政治制度的简单模仿，而是精神或道德的重建。儒家伦理不仅可以拯救现实中国于水火，尤其是救济人类于未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其进行现代转换。
    2.跳出怪圈：中西伦理的具体融合
    梁漱溟强调不仅要将西方奋力向前的人生态度具体地含融到传统的人生之中，创造出充满进取精神又不脱离轨辙的人生态度。尤其是社会的伦理层面更要具体地融合。通过对中西社会结构和伦理传统的比较，梁漱溟认为这种具体的融合不仅是现实的、可能的，而且可以跳出“中体西用”的怪圈和克服全盘西化、复古主义的“误导”。
    第一，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只有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入手方可以带来深层次或根本的解决。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曲折的图存自新的必然归结。但这一问题并不是能用“体”、“用”模糊概念和缺乏操作性的笼统框架来解决的。而且其“体”其“用”，往往又被“复古”和“西化”抓其一点发挥成偏激的结论。重要的是，要理性地冷静地对中西伦理传统全面梳理和具体地把握。例如，西方由宗教生活培养出来的集体生活形式、习惯以及由此形成的团体观念，组织纪律性和合作意识特别是公共道德的讲求，实际上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础。但其个人本位的权利要求又常常打破这个制衡的结构，甚至成为公共利益的威胁。而在中国，一切从伦理情谊出发，尚情无我，将权利和义务消融在动态伦理关系之中。并通过这种关系将个人、家庭、国家联系起来形成了松散的共同体。在这里，既有救济现代偏颇的一面，又有需要改造以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但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移植和嫁接的过程。
    第二，中西伦理之所以具体融合的根据还在于时代问题转变和文化的演进。特别在西方，随着“人对物”的时代转移到“人对人”的时代，其文化以及作为文化核心的伦理精神也必然发生变化或称为“顺转”。中国的人生态度和社会伦理虽然昨天不合时宜，但今天却是机运来临。东西方在新的框架里，具体地融合过程，也就是一个重新整合、重新创造的过程。同时，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合理性和未来的可行性，又说明这个过程不是一个互为本位而是以中国伦理精神为基本取向的。对于中国人和社会来说，中西伦理具体融合道路的选择及其形式和内容的规定，都是根据现存的矛盾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过程。
    第三，梁漱溟认为，只有实现了中西伦理的具体融合才意味着中国问题的深层次解放。中国自古就有人民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但只是在民有、民治、民享三个方面，而缺乏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其原因在于中国过于依重家庭生活，政治上一向主于消极无为。虽然如此，中国当今急需补充的却不是西方的全套的民主、自由和科学，而是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即从学习西方组织合作团体入手，使中国从散漫进于组织。也就是以团体生活训练民众，克服散漫陋习和怠于伦理义务，特别是游离于伦理关系之外又不受公共生活约束的“个人主义”。因此，伦理道德的拯救，也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