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林肯在《＜伊利亚特＞中与特尔西特斯有关的一段情节》一文中断言，《伊利亚特》中描述的王权的基础是王的权杖。他并且解释说，权杖体现了王权来自宙斯这样一种思想。但是，仅仅依靠权杖，既不能完全实现对民众的监督，也不能阻挡桀骜不驯的人发表不中听的言论。[③c]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切说明雅典世袭王权消失的具体过程。科洛鲍娃认为，雅典世袭王权的消失，不是一次性的行动结果，而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设置了新的公职，逐步使世袭国王处于权力机构的次要位置之上。[①d]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最早设置的是代替世袭国王指挥军队的统帅。后来又先后设立了执政官和6名掌管司法的高级官员。在公元前7世纪时，包括由世袭国王演化而来的称为“王”的雅典城邦最高官员（执政官），总计9名，都是按照门第和财富，从氏族贵族中选举产生。[②d]
    世袭王权的消失，共和制的存在，无疑，在一定的情况下，有利于民主制的出现和发展。
    推动古代雅典的共和政体向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在特定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自由平民反对氏族贵族转化而成的奴隶主的剥削、压迫和专横统治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带有严重氏族贵族烙印的不同奴隶主集团相互矛盾的利益追逐，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断促使雅典社会沿着实现城邦政权机构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日渐民主化的道路发展的强大力量。[③d]
    雅典的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的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有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雅典人在捍卫城邦的独立的同时，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变革，提供了合适的条件。特别是为中小所有者队伍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城邦的独立和中小所有者的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的不可缺少的因素。[④d]
    在探讨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原因和特点的时候，应该十分重视研究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国家，特别是城邦早期发展阶段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等级阶级斗争特点。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还不存在由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单独掌握的独立于雅典公民集体之外，以控制雅典公民集体或者镇压其中的异己部分为目的的武装力量。雅典民众挫败大约发生于公元前640年的居龙夺权活动和梭伦发动和组织的雅典人与墨加拉人争夺萨拉米斯岛的战斗，都说明这一点。这就决定了氏族贵族的统治，无论是在经济、司法领域，还是在宗教文化方面，都首先是凭借传统和习惯法的力量。氏族贵族中间不同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的成败，不能不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广大自由平民的意志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必须符合多数群众的心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在评析他们的功过是非时，应该特别注意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他们的活动的客观效果。对于像梭伦这样一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我们就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进行分析。
    美国著名世界古代史专家切斯特·G·斯塔尔在《希腊文化起源（公元前1100-650年）》一书中写道：“在几个世纪之内，希腊文化艰难地缓慢前进。然后突然地，在8世纪末和7世纪初，爱琴世界明显地表现出革命性的变化。”[①e]他还指出：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这个革命的年代，是整个希腊历史最富戏剧性发展的篇章。变革涉及诸多彼此相互关联的方面和领域，其原因既蕴藏于前一阶段希腊历史的发展，也与外部文化联系相关。[②e]的确，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整个希腊人世界进入了各方面蓬勃发展和剧烈变革的时期。雅典的历史也在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和公元前6世纪初步入了新的时代。其明显表现是，内部的各类矛盾，首先是不同氏族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就是广大被压迫剥削的普通氏族成员，特别是缺乏或者失去土地因而面临本人以及亲属沦为奴隶的巨大威胁的农民群众，与统治剥削他们的氏族贵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必然出现奴隶占有制的影响日益扩大，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雅典国内矛盾激化的鲜明表现便是大约发生于公元前640年的没落氏族贵族居龙夺权未遂事件，以及公元前621年执政官德拉科的立法活动。前者主要反映了不同氏族贵族集团，首先是富有的当权者与没落的失势者之间的矛盾。德拉科的把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公诸于众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掌握司法大权的当权氏族贵族的肆意横行。雅典历史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迫切需要实行一次剧烈而且深刻的变革。公元前594年梭伦所推行的改革，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都十分明确地指出，在梭伦改革之前，在雅典人内部存在过关于政体的激烈争论，广大民众最为不满的是遭受奴役。[③e]他们不满意于自己对城邦内部的任何事务都无权参预，要求彻底改变政体。离开奴隶占有制来讨论梭伦改革，就不能充分阐明这次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④e]
    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拥有立法大权的执政官。这位传说远祖是雅典国王科德罗斯，[①f]能为斗争各方所接受，深刻理解自己肩负的任务而又睿智的一身兼任执政官（αρχωυ）、立法者（υομοθετηs）和“仲裁人”（ιδαλλακτηs）三项任务[②f]的不平凡人物，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城邦内外关系和城邦内部的等级阶级关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
    梭伦实行的最重要改革，就是废除并且禁止在雅典人中间一度广为流行的基于债务而发生的富有的雅典人奴役贫困的雅典人的债务奴役制，从而使得整个雅典城邦摆脱了由于债务奴役猖獗所造成的分崩离析状况，使雅典人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加境内成了自由和财产得到可靠保证的、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的有完备结构的政治组织。这就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雅典公民集体，逐步调整公民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梭伦颁布的“解负令”的最明显的受益者，首先是缺地少地的农民群众，在解除他们因债务而沦为奴隶这种至大痛苦的同时，使他们成了雅典城邦这个公民集体中享有一定政治权利、生命财产得到一定保障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