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c 修昔的底斯，I，13.1
    ③c B.ΛннκοΛЬ ，eTepe oм в《 Λ》（ eaBTop TeT oe BTΛee），BecTκpeB e eTop，1994年第2期，第17－33页，特别是第30－32页。
    ①d 参阅科洛鲍娃，前引书，第23－24页。
    ②d Aristoteles,A HNAI N
    OΛIteia（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edidit Mortimer Chambers,BSB B.G.Teubner Verlagsgesellschaft,1986,Ⅲ，1－6，参阅日知、力野译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北京。
    ③d 在《古代希腊史纲要》（K.M.KoΛο oBa，Λ。 . k a，o epkToppeB e pe ， oeapeTBeoe V eo e a o ekoeε aTeΛbeTBo eTepetBapieBee pCφCP，Λepa ekoe oT eΛee，Λe
    pa ，1958）一书中，科洛鲍娃相当充分地揭示了雅典农民在民主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参阅该书第111－130页。
    值得指出的是，《雅典政制》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把雅典城邦政体演变的历史看成是不断变革的过程，并且说，雅典民主肇始于一次内争之内梭伦实现的变革（“Tρηεη μετα τηυ στασ υ ηεπ Σσ ωυοs，αΦ ηs αρχηημοκρατ αs εrευετο”。XLⅠ，2）。修昔的底斯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从整个希腊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雅典变得强盛的进程。他借科林斯代表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的发言，揭示了雅典人在政治领域富有创新精神（Ⅰ，67，5－71，3）。在《论国家》一书中，西塞罗也提到雅典人的政体时有变动（见《De re publica》，Ⅱ，2）。
    ④d 亚里士多德反复论证，只有广大的中小所有者阶层的存在，才能保证以“轮番为治”为特征的奴隶占有制城邦实行民主政治《政治学》，1295[b]1－22）。这是有其深刻道理的。他还谈到，面积大的城邦，容易拥有众多的中小所有者阶层（1296[a]9－10）。
    ①e 斯塔尔：《希腊文化的起源。公元前1100－650年》（Chester G.Starr,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1100-650B.CW·W·Norton and Company,New York），1991，第189页。
    ②e 斯塔尔：《希腊文化的起源，公元前1100－650年》Chester G.Starr,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1100-650B.C.,W·W·Norton and Company.New York），1991，第190页。
    ③e 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Ⅱ，1－3；普鲁塔克，《梭伦传》，XⅢ，1－6。
    ④e 上文提到过的1990年问世的《古代雅典公民权的起源》一书，主要从人口数量变动和土地占有状况来考察梭伦的改革，严重忽视了奴隶占有制在梭伦改革前对雅典农民的影响。
    斯塔尔一贯忽视奴隶占有制度的发展对希腊历史的深刻影响。在前面提到的《希腊文化起源（公元前1100－650年》一书中，他指责别人夸大了古代奴隶占有制的作用，实际上是他自己对奴隶占有制的理解有偏颇，而对奴隶占有制的意义有错误认识。参阅该书第351－352页。
    ①f 参阅普鲁塔克，《梭伦传》，1，4。按照传说，科德罗斯属于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皮洛斯王涅斯托尔家族，该家族的成员移居雅典后成为雅典国王。
    ②f 普鲁塔克，《梭伦传》，xⅣ，3。
    ③f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Ⅸ，1。这段引文由笔者从古希腊文译出。
    ①g 参阅普鲁塔克，《梭伦传》，XXⅡ，1－3。
    ②g 参阅廖学盛，《古代雅典的民主和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第93－96页。
    ③g 普鲁塔克，《梭伦传》，xⅧ，6。
    ④g 普鲁塔克：《梭伦传》，xx，1。在这里，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关于惩处“在公民集体的重大争论中（“ευτα ει”）”不明确表态者的法律是“最为独特和奇怪的”（“ os μευ μαλτσ α καt παρα o s”）。实际上，梭伦的做法是完全合乎他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的。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国葬典礼演说中特别谈到，雅典人认为不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人是“无益之人”。（修昔的底斯，Ⅱ，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