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 从社会流动观点而言，结婚僧侣与贵族和官僚完全相反。18世纪初以前，僧侣等级对所有愿意加入者开放，退出亦不难。教民想当僧侣，只须教会当局批准即可，僧侣社会转移保持较高水平。教士享有的特权不多，结婚僧侣按其社会地位接近劳动者（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2页。），因此僧侣地位对人们缺乏吸引力。
    彼得一世改革使结婚僧侣变成了非纳税等级，也就是不用服兵役、纳税和服劳役。彼得一世以后僧侣权利和特权范围有所扩大。到19世纪初，司祭按其权利与终身贵族差不多，同时其物质状况改善。所有这一切提高了僧侣，尤其是司祭的社会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僧侣吸引力加强。
    尽管如此，僧侣等级未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有如下数种原因。第一，从1722年起，政府严格限制现职僧侣数量，18世纪数次对僧侣进行筛选，在此期间已在册，但超编的僧侣被迫转入其它等级，此时僧侣等级封闭性加重，彼得一世的许多法令使非僧侣等级难以取得僧侣地位，另方面又使教士职务为家庭所有（不仅可继承，也可买卖、转让）；第二，教士选择余地缩小，1797年起取消职务（包括教堂下级职员）继承；第三，从1744年起，禁止军人转入僧侣行列（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3页。）， 纳税等级只有具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僧侣出身者不足，二是想当教士的人所受教育与教职相符）才可能获准，但随着对僧侣受教育程度要求提高（教会学校通常接受教士子弟），纳税等级获得与教职相符的教育愈益困难。因此，18世纪下半期其它等级跻身教士行列的可能性化为乌有。僧侣之子转入其它等级在18世纪相当自由，1843年起由东正教最高会议批准，稍受限制。
    结果，1744～1858年俄国城乡东正教现职教士从5.7万人增到11.38万人，增加1倍左右，而同期俄国人口增长3.2倍（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786，目录19，文件225（1744年），全宗797， 目录97， 文件601，第47～52页（1858年）。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 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3页。）， 僧侣等级的增长一直落后于俄国人口的增长。这种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大，因为按自然增长，僧侣应超过所有等级。事实表明，教士子弟大量转入商人、市民、士兵和农民行列。
    18世纪对僧侣定编和不断筛选是调节其数量的主要途径。19世纪上半期对僧侣很少进行筛选，该等级数量自发进行调节。这一时期僧侣的社会地位提高，文化水平也在提高，其子弟转入其它等级的条件比较有利。首先，1774～1863年僧侣实际货币收入增长了1.5倍；其次， 教士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1835～1860年教士中分别有13.6%和29.2%的人有文凭，同期司祭中分别有42.5%和82.6%的人有文凭（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4页。）， 教会学校的较大发展使教士子弟有机会担任文职官员，教士之子对19世纪知识分子的形成也起了很大作用。1825～1850年在官办学校与世俗医生中教士之子分别占35%和30%（注：勒·阿·布尔加科娃：《1825～1850年俄国大学教师的成分及地位》，载《在国内历史中的国家机关和阶级关系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80年，第 164页，第166页；《1825～1850年俄国知识分子》，列宁格勒1983年， 第24页，第53页，第56页，第103页，第165页。）。
    僧侣等级补充的“新鲜血液”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僧侣等级逐渐变成世袭性集团的趋势早在17世纪初已初露端倪，断之这种趋势加强。教士，至少司祭开始从本等级内部产生。有关教会学校在校生的社会出身情况说明一定问题。1730～1740年教会学校的在校生中29%出身世俗等级，1850年时仅占7%， 受过世俗中等和高等教育者进入司祭行列甚少，甚至到1904年这种情况仅占2.5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5页。）， 而教堂下级服务人员中其它等级者比重大。
    从纵向社会转移的观点看来，僧侣等级是可出不可进或较难进的社会集团。由此教会无力抑制人才流失，也不可能将虔诚又精力充沛的信徒吸引到结婚僧侣中，在教职继承情况下，并非本等级的最有能力者担任要职。所有这些使东正教的落后性和保守性特点日益明显，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欧洲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教士源于各个阶层，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强。
    军人 军人等级包括正规军、非正规军、无限期休假者、复员兵、世袭兵（士兵之子）。19世纪上半期，士兵之子一出生就在军事机构注册，以备军训和应召入伍。1857 年军人等级男子和女子总数分别为220万人和160万人（注：《俄罗斯帝国统计表集》，彼得堡1863年，第2册，第225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8页。）。
    军人等级因性别比例失调，单身汉多（正规军中占66%～71%）、寡妇多，因此该等级出生率低，而死亡率又最高。所有这些导致人口低自然增长，唯有借助于社会转移，军人等级人数才能持续增长。纵向的社会转移对正规军的补充作用非常明显。
    正规军中军官人数不多。1725～1869年军官从4 900人增到27.3 万人（注：姆·德·拉比诺维奇：《北方战争末期俄国正规军军官的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载《彼得一世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1973年，第133～171页；勒·格·别斯克罗夫内：《19世纪俄罗斯陆海军》，莫斯科1973年，第15页。）。1762年免除贵族服役之前，军官队伍基本上以贵族为主，其后100年间呈下降趋势。军官分将军、校官和尉官。 1826 ～1864年间正规军中上述三种人之比为3∶12∶85 （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1283，目录1，文件222（1897年），第24～28页；《军事统计集》第4册，第2部分，第46页，第53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9页。）， 上层几乎全由贵族包揽， 中层主要是贵族，下层多数是贵族。军官升迁除因个人勇敢和忠诚服役外，还取决于出身和受教育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