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 农民纵向社会转移基本流向市民和通过征兵途径进入军人等级，农民横向转移即进城和参加殖民。
    1722～1785年当正式存在经商农民集团时，农民按合法形式转到市民行列的不多。第一，经商农民地位缺乏吸引力，1742～1782年分别有3 600名和7 600名男性经商农民（注：《俄国人口调查》，莫斯科1972年，第3册，第259页；夫·恩·亚科夫采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的商人资本》，莫斯科1953年，第51页。）；第二，1760～1770年对经商农民附加的法律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增长缓慢，1762年起若是地主农民须征得地主的同意，若是其它农民须征得行政当局的同意，方能成为经商农民。可见，地主和行政当局均关注纳税人的流失。
    为防止农民逃税，1812年政府规定经商农民须按农民地位纳税，同时付营业税。只是比市民付的营业税少些，此举奏效，大量农民转入市民行列，1816～1824年年均1.24万名男性农民转入市民（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 年代俄国城市》， 第171页。）。
    1824年财政大臣康克林进行第二次税制改革，从农民征收的营业税增加，同时相应降低市民的营业税。结果，1825～1826年每年有3.3 万名男性农民转入市民，甚至1827年对农民和市民征收的营业税拉平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势头不减，1827～1842年每年有3.64万名男性农民成为市民（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75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向市民的社会转移有时按绝对数较大，但仅仅涉及农民很小一部分。1744～1782年、1783～1795年、1795～1811年、1816～1824年、1825～1842年分别有0.003%、0.01%、0.003%、0.7%、0.2%的农民转入市民行列（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1页。 ）。在流动如此慢的情况下，俄国城市化速度不会很快。
    征兵是农民脱离本等级的第二条重要途径，在所研究时期它比转入市民效果更明显。1726～1760年、1761～1799年、1800～1825年、1826～1855年在城市新兵中农民分别占72%、57%、54%和56%，上述时期在所有新兵中农民分别为96%、97%、95%和94%，依据新兵总数和生活在城乡农民比重得知，上述时期士兵中城市农民分别为3万、5万、 7万和8万人，农村农民分别为73.5万、116.2万、183万和254万；城市农民参军者分别0.23%、0.25%、0.32%和0.28%，相应占全俄农民总数的0.22%、0.19%、0.30%和0.27%（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1～173页。）。
    从农民转入市民和当兵这两条途径看，农民跨等级间的流动为数甚少，每年尚不足农民总数的0.5%。农民转入贵族、官僚、 僧侣和非贵族知识分子的更少。据19世纪的资料，各类农民中，跨等级间转移最少的是地主农民，最多的则是国家农民。
    进入农民等级的社会流动也存在，但为数不多。1816～1824年每年有2.89万名男子纵向转入农民队伍，而每年有4.06万名男子离开农民行列（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75页。），1825～1842年加入和脱离农民（不算征兵）年均分别为9.84万和 12.46万名男子（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 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5页。），加入和脱离农民等级的多寡在一些年中出现波动，显然与经济形势、政府具体政策以及等级间转移法律条款的变化有关。
    农民横向转移的最主要途径有：外出打工、参加殖民和逃跑。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外出打工非常普遍。农民外出打工需持身份证，因而可将颁发的外出身份证视为接近农民外出打工规模的最可信的指标。1828～1838年全俄分别颁发73.3万份和89.7万份身份证，1843～1845年、1857～1859年、1861～1870年年均颁发100万、108.5万和129.1 万份身份证（注：尔·姆·维金斯基：《19世纪上半期俄国身份证统计的分析方法》，载《国内历史的史料学》（1981年），莫斯科1982年，第173页，第171～172页；阿·格·拉申：《论19世纪30～50 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载《历史论丛》，1955年，第53卷，第146～148页。），到19世纪70年代，农民外出打工者不少于农民总数的2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6页。）。
    农民外出打工者广泛出现在工业、运输业、服务业，还有农业部门，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者经商，从事各种手工业，外出打工者被作为自由劳动者广泛受雇于工业部门，是工业工人形成的主要来源。随着领有手工工场和世袭手工工场工人比重的下跌，农民外出打工者日益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就农民外出打工者主体而言，以季节工居多，农民充当季节工人未失去农民地位，未失去与农业和农村的联系。
    卡布赞详细考察了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合法形式（即经当局批准）和非法形式殖民问题。据他的研究成果，1782～1858年的77年间，向主要殖民区（新俄罗斯、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南部、西伯利亚）合法和非法殖民360万人（注：斯·伊·布鲁克， 夫·姆·卡布赞：《18世纪～20世纪初俄国人口迁移》（数量、结构、地理），载《苏联历史》1984年第4期，第41～59页； 夫·姆·卡布赞：《世界上的俄罗斯人》，彼得堡1996年，第300页附表3。），其中主要是农民。1782～1795年到1836～1858年从年均殖民2.3万人增到5.5万人，1782～1795年、1796～1815年、1816～1835年、1836～1850年、1851～1858年殖民人口占俄国年均人口的0.07%、0.11%、0.11%、0.12%和0.07%（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6页。）， 这些资料将合法和非法殖民捏在了一起，横向转移的途径不易区分。
    根据一些史学家的意见，19世纪40年代之前，人口向新征服地区（例如乌克兰南部和比萨拉比亚）迁徙，非法殖民（逃跑）比合法殖民起到更大的作用（注：阿·斯·康采夫斯基：《19世纪第一个三十年南乌克兰农民殖民化》，载《苏联农业和农民史资料》，莫斯科1965年，第9集，第120页。）。
    上述资料表明，即使不考虑诸如某类农民转入另一类农民，农民在省内和县内的转移、职业更换等横向转移形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横向转移比起纵向转移处于更高水平。
    农民尽管面临众多的法律、经济和心理上的障碍，尽管数量有限（相对于农民总数而言），仍顺利地参与了等级间的纵向和横向转移。农民在社会转移中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积极而有效地利用了转移的非法途径。他们逃跑、非法注册到其它等级，改变职业，从事不许其染指（因逃税）的工商业，外出打工，事实上他们自己赋予自己拥有其它等级，包括贵族的权利，如假托他人之名占有工厂、土地甚至农奴。官方统计常常有意无意地对这些现象忽略不计，因而压低了农民社会转移的实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