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1870年军人中军官和下层军人分别占2%～4%和96%～98%（注：《军事统计集》第4册，俄罗斯分卷，彼得堡1871年，第2部分，第84页，第88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8页，第150页。），1704～1874年根据征兵义务法从纳税等级中征召下级军人。征兵额年年变化与国内外形势有关， 这一时期平均每100名纳税人中有0.5人应征（注：《陆军部百年》，彼得堡1902年，第4卷，第1部分，第486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50页。）。据统计，1726～1760年、1761～1799年、1801～1825 年、1826～1855年全俄征新兵数分别为79.5万、125.2万、200万、280 万人（注：姆·德·拉比诺维奇：《北方战争末期俄国正规军军官的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载《彼得一世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1973年，第133～171页；勒·格·别斯克罗夫内：《19世纪俄罗斯陆海军》，莫斯科1973年，第74～80页。），上述时期出身市民的士兵分别为3万、4万、10万和18万，出身农民（城市农民和农村农民）的士兵分别为76.5万、121.2万、190万和262万（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 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50页。）。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掌握某种技能的新兵直接派往军工厂和造船厂，成为官办工厂工人，即不属于纳税等级的特殊社会集团成员。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初，彼得堡官办军工厂的75%～86%的工人由新兵转来，余者多为军人之子或工人之子（工厂工人的父辈亦由新兵和士兵变来）（注：勒·恩·谢苗诺娃：《18世纪彼得堡工厂工人家庭》，载《苏联西北地区民族志学研究》，列宁格勒1977年，第125～191页；《19世纪上半期彼得堡工人》，列宁格勒1974年，第29～82页。）。19世纪中期前，新兵是俄国所有军工厂工人干部形成的主要来源。
    从等级际社会转移角度而言，军人阶层只进不出，退役军人很少离开本等级。军人内部的流动水平较高。军人等级因不断得到其它等级新鲜力量的补充而保持着活力，服兵役的光荣感使精力充沛和干练之人补充到军官行列。
    城市等级 根据1721年最高市议会规则，除贵族、官僚、僧侣、军人、外国人和农民之外的城市的所有居民被列入市民和城市等级。市民在社会和财产方面有很大不同，它分成“正规市民”（因资本和职业分类分成两个商人等级）和“下流人”。1722年从正规市民中分出行会人员。1742年，“下流人”更名为第三等商人（注：《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1721年，第6卷，No3208，第7款；1775年，第20卷， No14275， 第47款；第22卷，No16188，第64～68页，第42～12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2页。）。在一、二、 三等商人和行会人员间等级性质没有重要区别，均缴纳人头税、服兵役、履行国家公职和选举的职务。市民某些社会集团享有更多的手工业和职业的权利，商人分等主要根据财产。
    1775年实施的税收改革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改革市民分成享有特权的一、二、三等商人和无特权的市民。一、二、三等商人免除人头税，赎免兵役，1785年一、二等商人免除体罚和有权坐轿式马车，市民仍处在原来的城市公社成员的地位（注：《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1721年，第6卷，No3208，第7款；1775年，第20卷，No14275， 第47款；第22卷，No16188，第64～68页，第42～12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2页。）。因此，1785 年商人和市民间差异具有了社会性质，商人转向市民或相反均被认为纵向转移。应该指出，市民某些集团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若市民和行会成员付一定数量的钱，可成为任何一等商人，而无力纳税的破产商人则自动转为市民。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官方等级分类中没有单列出在工业部门就业和逐渐变成无产阶级的这种普通工人集团，从官方观点看来，普通工人职业集团的色彩浓于社会集团。在城市普通工人由不同等级（市民、行会成员、农民、僧侣、士兵之子、衙门人员、流浪汉）组成。1775年前很多普通工人在城市公社注册，被列入“非正规市民”，1775年后被列入市民。在历届人口调查中其数量增加。只有在官办企业的工人被称为官办工厂工人，不在城市公社注册，比起普通工人享有一定特权。
    商人分等按其申报资本数量，1775年从其申报资本中征收商人等级税。1775～1807年商人申报资本最低限额增加，一等商人从1 万卢布增到5万卢布，二等商人从1 000卢布增到20 000卢布，三等商人从500 卢布增到8 000卢布。商人等级税也大幅度增加，1775～1821 年一等商人从100卢布增到3 212卢布，二等商人从10卢布增到1 345卢布， 三等商人从5卢布增到438卢布。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0.3倍，1824 年前纸币贬值400%，仍不难发现，对所有渴望注册到商人行列的人而言， 财产资格增加的幅度过高。1824年在保留申报资本最低限额情况下，商人营业税下降了40%，回落到1812年的水平，这种情况保持到1863年（注：普·格·雷恩德久斯基：《改革前俄国的城市市民》，莫斯科1958年，第167页。）。
    1785年一等商人中的少部分上层（最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企业主）被封为“名门市民”，学者和艺术家亦可获此殊荣。1832年按沙皇旨意，“名门市民”改称“光荣市民”，一二等商人、知识分子、僧侣之子、官僚之子（非终身贵族）可得到这一称号。所有光荣市民免除兵役、人头税，不受体罚，有权参预地方自治（注：普·格·雷恩德久斯基：《改革前俄国的城市市民》，莫斯科1958年，第171～172页。）。这部分人数量有限，1820年共28人，1858年连同妻小在内为2.14万人（注：《俄罗斯帝国统计表集》，彼得堡1863年，第2册，第270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3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市民分为两个社会阶层。1721～1742年市民分为“正规市民”和“下流人”，1742～1775年市民分为一、二、三等商人，1775～1870年市民分成一、二、三等商人和市民，商人中分出“名门市民”（后称“光荣市民”），但商人内部间社会和财产差别比起“正规市民”和“非正规市民”或商人和市民间的差别小得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正规市民”和“非正规市民”，商人和市民间的不平等可归结为社会的不平等，而“正规市民”内部或一、二、三等商人内部间的差别是财产上的差别。
    从市民这两个阶层的对比上看，18世纪60年代前，以一、二、三等商人居多，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前，市民数量上升， 1830 ～1858年一、二、三等商人比重呈上升趋势。这表明18世纪60年代前市民内部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为主，1760～1830年间以自上而下的社会转移为主，19世纪30年代起重新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为主。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一、二、三等商人内部社会转移以自上而下为主，从18世纪20年代起到19世纪中期一、二等商人呈下降趋势。这些资料不能证明商人等级蜕化，更不能据此说明其绝对衰落，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农民竞争，商人作用相对下降和农民等级在国家商品流通中作用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