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贵族知识分子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由于政府力图将非贵族知识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其绝对数和相对数均减少，到1870年它仅占城市人口的1.8%（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 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8页。）。
    非贵族知识分子无权占有生产资料和农奴，不许经商和从事手工业，但可获得教育，对其多数而言，脑力劳动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有利于非贵族知识分子的形成。
    18世纪70年代前，在校生和知识分子中恰恰以非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但从18世纪70年代起，由于统治集团的排挤，在校生和非贵族知识分子数量开始减少，而贵族知识分子作用上升。普·阿·布尔加科娃的研究证实19世纪上半期存在这一规律。据这位作者统计，1835～1854年俄国在校大学生中只有19.4%的人出身非贵族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因出身非贵族知识分子的在校生百分比下降，导致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数下降。1839年在官办大学教员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2%，1840年在医生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5.9%，1825～1850年工程师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5.5%（注：勒·阿·布尔加科娃：《1825～1850年俄国知识分子》，第24页，第53页，第103页，第165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俄国城市人口社会转移的基本趋势可作如下的初步概括。
    城市社会的各个等级间存在着社会转移，任何一个等级都不是完全封闭的，但是不同等级的开放程度却大相径庭。市民、农民和军人等级在理论上出入自由，但他们间的纵向的、等级际的流动归结为主要由农民转入市民，农民和市民转入军人。相反，由市民转入农民，由军人转入市民和农民则相当少，由纳税等级转入非纳税等级人数不多，由非纳税等级转入纳税等级相当罕见，但这种社会转移确实存在。
    农民是补充市民和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这给城市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农民大量流入城市，降低了市民和整个城市人口的总的文化水平。因为18世纪末，市民识字者比农业人口高3.7倍， 农民还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状况产生影响，移民使城市住宅空前紧张，城市上下水设施严重不足，垃圾清扫和处理不畅，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进一步加重。还有农民将宗法式日常生活习惯、行为准则、心理和生活方式带入了城市。因此，城乡，特别是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市民和农民一样过一些传统农业节日，市民用大部分精力务农。
    农民虽然涌进城市，但常常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已。农民仍眷恋着农村，同农村保持着业务和血缘方面联系，每当遇到挫折时便常常准备打道回府，导致城市化过程回潮。农民转入市民行列强化了城市的农业特征，使城市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低水平上简单重复，他们迟滞了城市特殊资产阶级亚文化和市民资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商人上层不稳且缺乏一脉相承的商人世家，他们过分依赖政府的施舍，市民中很难培育起来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和社会首倡精神。当然，社会转移的特点不是俄国资产阶级妥协性的唯一原因，但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民是补充所有等级的源泉，而从其它社会集团转入农民行列者甚少，若同农民数量相比确实微不足道。实际上农民自行其是，在这方面特殊的农民文化，农民同其它等级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点长期存在是其原因之一。
    贵族、官僚和军人是只入不出的等级集团。从社会转移角度，他们之间有互动作用，这些等级从其它等级网罗最有教育、最有能力和身体健康之人，这是他们长期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只入不出促使这三个等级形成各自特殊的等级亚文化、等级传统和荣辱观及行为方式。
    僧侣等级人员大量外流，实际上又禁止其它等级加入，遂变成俄国最保守的等级。
    非贵族知识分子是跨等级集团，进出自由，这是唯一可凭业绩沿社会阶梯向上爬的社会集团，有时官可至大臣，亦可能跌至流氓无产者行列。
    跨等级流动特点是，它严重依赖社会出身、服役和受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影响到升迁速度，影响到从一个等级的下层转入另一等级的下层，或从一个等级的上层转入另一等级的中层或上层。贫困的市民和农民成为士兵，商人和富裕农民成为军士和尉官，僧侣子弟进入衙门，司祭之子可成为八品官员，三等商人可获得终身贵族称号，一等商人可成为世袭贵族，甚至成为有爵位贵族。
    从纳税等级流动到非纳税等级主要借助于为国家供职，市民或农民靠办企业、经商致富而成为贵族者一般较罕见。只有在纳税等级间和在某个纳税等级内部的流动，才取决于财产状况。富有的农民可成为市民，富有的市民或行会成员可成为商人，富商可成为名门市民或光荣市民。通常，纳税等级通过供职或凭文凭可进入贵族行列。
    所研究时期俄国受过教育者甚至识字者严重不足，1797～1867年市民识字者分别占9%和42%，农民识字者分别占3%和15%（注：鲍·恩·米罗诺夫：《1797～1911年俄国识字率》，载《苏联历史》，1985年第4期，第149页。），受过教育者严重不足迫使政府给予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者获得相应官职的种种优惠。当然所有等级均渴望通过受教育途径以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
    1700～1770年社会下层对受教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大部分初级学校社会下层人士居多，他们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知识分子中的供职者成为贵族。但由于彼得一世解除贵族供职义务，政府竭力鼓励他们受教育，与以往相反，贵族自身的受教育兴趣更浓。与此同时，政府对纳税等级子女入学设置障碍，结果在校生和知识分子中纳税等级比重开始下跌，尼古拉一世反对“厨师之子”进官办学校的方针最为露骨。但对社会下层而言，通过受教育跻身上层社会的路并没有完全堵死。
    总之，无论是非纳税等级间，还是纳税等级间的跨等级转移程度相当高，但非纳税等级和纳税等级间的跨等级间的转移程度相当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