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小亚产生了赫梯文明，希腊半岛上出现了迈锡尼文明。赫梯人是由操原始赫梯语的哈梯人被操涅西语的赫梯人所同化而成，而涅西语则属于印欧语系，或印赫语系。（注：CAH.第I卷， 第1册，第142页。）与此同时，南亚古老的印度河文明被雅利安人毁灭了，克里特文明也衰亡了，而迈锡文明仅仅维持到公元前2000年代末。
    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的埃及文明产生开始，直至公元前2000年代末为止，欧亚非大陆一些文明兴起了，一些文明衰落了。在已消失或中断的文明中，包括了重要的苏美尔文明，及其后来的阿卡德、亚述和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印度阿文明和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唯有古埃及文明和中国古文明的发展没有中断。在这一、二千年中，古埃及文明经历了早王朝、古王国和新王国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发展成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一大霸国。
    古埃及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与苏美尔、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的夏商文明同样都是奴隶占有制的文明国家。“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第172页。 ）尽管有人否认奴隶制在古代世界存在的普遍性，但是，至今仍没有充分证据能够为多数人的接受。在古代埃及主导的阶级关系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此外，还有一大批为奴隶主阶级所控制的半自由的依附民。古埃及的奴隶从事各种不同职业，具有各自不同的名称。就其来源而言，有战俘奴隶、家生奴隶、债务奴隶和奉献奴隶等，例如，伊苏、拜克、赫姆、麦列特、麦尔特、塞姆德特、杰特等。（注：A.贝凯尔：《法老埃及的奴隶制》（A. Bakir,Slavary inPharaohnic Egypt），开罗，1952，第14-36页。）就奴隶的所有主来说，有王室奴隶、神庙奴隶、贵族或私人奴隶。他们不仅可以被买卖，还可以被雇佣或租用。（注：《古代东方史文选》（Ф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莫斯科，1963，第109-110页。）随着新王国埃及霸权的建立，埃及奴隶制达到全盛时代。但是，从公元前1000年代以后，埃及帝国逐渐衰落了。
    在公元前1000年代以后，古代世界文明进一步扩大，其特点是各文明国家之间的交往、冲突越来越频繁。在这一阶段，先是雅利安人的印度文明的出现。接着是亚述帝国的形成，它不仅称霸西亚，而且一度征服埃及的一部分。在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先后也出现了希腊、罗马文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了埃及， 接着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罗马又扩张到埃及，代替了托勒密王朝，一直统治到公元641年（包括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的征服。
    从公元前1000年代后，即埃及后王朝时代，埃及先后被努比亚人（第25王朝）、亚述人和波斯人（第27、31王朝）所征服。但是，埃及人始终坚持自己的斗争，争取民族的解放，埃及本民族的王朝体系并未完全断绝，仍然保持它的连续性。在希腊人、罗马人统治埃及时代，埃及人仍然维持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除了少数上层分子外，仍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尽管文字有些变动。希腊、罗马统治时代的埃及、埃及人争取民族解放的反罗马起义的斗争始终没有停顿。公元641年， 埃及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古老的埃及文明，即奴隶制的埃及文明被阿拉伯人的封建制文明所代替。
    总之，古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始终保留了它的连续性。其他的古老文明，即古代世界的奴隶制文明先后中断或消亡了。中国的古文明没有被外来民族所冲击、破坏。但是，早在公元前5世纪已结束了奴隶制，古代文明没落了，进入了封建制社会。 唯有埃及古文明维持、延续到公元7世纪，大约有4000年之久。 尽管古埃及文明受到其他民族的冲击，但是，埃及仍然是埃及人的埃及，埃及民族及其古老的文明传统，仍然维持、延续下来。公元7世纪， 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阿拉伯人根本不同于古埃及人，阿拉伯人属塞姆语系，而且他们创造了穆斯林文明。从公元7世纪后， 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文明逐渐代替了古埃及文明。从此以后，直至今日，埃及是阿拉伯人的埃及，古老的埃及文明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二、融合东、西方君主制的典型的专制主义
    提起专制主义制度，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而在“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中，又以古埃及的专制主义为典型。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可谓这一反科学概念的代表作。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其出发点是“治水社会”和“治水文明”。所谓“治水社会”，在他看来就是“农业管理者的专制制度”，这种专制主义制度就是“最专制的文明”。由此他发明了“治水专制主义”的理论，他认为“治水专制主义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所以，他又引伸出东方专制主义的“极权主义”。
    在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把“治水社会”分成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治水社会”的核心地区又分成两大类或四大类型，而古埃及被划在治水强度最大的所谓“紧密类型”的国家，因而把古埃及说成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注：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 168页。）
    古埃及是否是“治水专制主义”，古埃及的专制主义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成为专制主义的典型？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讨论。
    我们承认，古埃及是专制主义国家，但并非一开始就是专制主义；古埃及的专制主义也并非是“治水专制主义”。的确，古埃及人由于尼罗河流域的季节性的水位的变化，特别是在缺水的干旱季节，不能不进行水利灌溉工作。但是，专制主义制度并不产生于水利灌溉工程的管理。古埃及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早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已经开始。在蝎王权标头上刻划的蝎王主持开渠仪式，就足以证明君主国王对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视。但是，在那时甚至以后的早王朝时代，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埃及已经是专制主义国家，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各邦君主国王的争取实现国家的最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