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为古埃及传统文化的另一特点是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和艺术创作的固定模式。
    古埃及人是富有创作力的，思想意识活跃的民族。古埃及人没有创作出像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希腊的荷马史诗那样长篇的英雄史诗，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创作了几乎包括后来文学的所有体裁：神奇迷人的神话传说；炫耀功德的传记文学；规范人们行为的教谕文学；引人入胜的散文故事（或小说）；虔诚与纯真的诗歌，以及适于表演的戏剧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埃及人追求美好的“永恒”世界的宗教文学、丰富多彩的文学体裁和固有的文学表现形式构成了埃及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创作，特别是雕刻，除了埃赫那吞改革时期的阿玛尔纳艺术外，基本上是建筑物的装饰品，很少作为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在雕塑艺术的创作上，形成了一套基本的模式是：1.人物的表现形式往往是行进式和坐式。前者是人物的左腿迈开一小步，后者往往是人物坐在底座上或盘腿席地而坐；2.突出法老的高大人物形象。除了法老的巨像外，在法老雕像的腿部往往还陪衬着王后妃子或子女的小雕像；3.人物的雕塑采用“正面律”的原则：头部、身躯保持垂直，面部、双肩和胸部正面展示，两眼向前直视。塑造的人物，脸面呆板、冷漠。浮雕上的人物，通常是头部、面孔以侧面形式表现，眼睛直视前方，上半身为正面，双腿又是侧面；4.人物雕像的不同部位往往着以不同的颜色；5.浮雕与绘画都配合以象形文字的说明。
    古埃及人的陵墓、庙宇和纪念碑的建筑风格和构造，在世界建筑艺术发展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不论近东或希腊、罗马的陵墓建筑都没有古埃及人那样的特殊风格和气魄。古埃及人的金字塔，其规模之宏大，造形之雄伟，在古代任何民族的陵墓建筑中是不曾见到的。帝王谷的岩窟墓，其构筑形式之复杂，工程建筑之艰巨也是世界各国少有的。
    古埃及的庙宇不仅有祭神的神庙，还有祭王的葬祭庙。庙宇的建筑通常以神庙的模式为主，而神庙的模式通常是由塔门、中庭、柱廊或柱厅与神圣间（圣殿）构成。此外，还配备以方尖碑和狮身人面雕像等装饰性建筑物。古埃及的庙宇建筑，特别是不同形式的列柱，对古代西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繁文缛节的丧葬习俗是传统的古埃及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又一表现。古巴比伦像其先前的苏美尔人一样，以物质实惠为主，不修来世。但是，古埃及的宗教意识浓厚，特别是追求“永恒”世界的信念，甚于其他许多民族。古埃及人相信灵魂不死，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或古埃及文献中，都可以看到有关灵魂的记述。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还存在。人的灵魂有3种：卡、巴、阿克，但主要是前两者。卡是人出生时被创造， 代表了人的生命力，人死后它仍然保存在尸体中，成为人的“替身”；巴是人头鸟身形象的精灵，在人死后可离开尸体，像活在世上那样可到任何地方遨游，但晚间返回尸体中。（注：B.活泰松：《古代埃及的神》（B.Watterson，The Gods of Ancient Egypt），纽约，第84、85页。）为了保证巴能在尸体中安居，必须保证尸体不朽，因而发明了尸体防腐的技术，使之成为干尸，通常音译为木乃伊。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讲到了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3 种繁简不同的方法。通常是剖腹，取出肝脏，钩出脑浆，冲洗内腔，填充药物、香料，缝好口隙，把处理后的尸体放在曹达中浸泡70天，使之脱水。最后，取出尸体洗净，再缠上亚麻带并涂上树脂。（注：希罗多德：《历史》，Ⅱ，96-88。）这样的木乃伊可以长期保存下来，有的至今已达二、三千年之久。
    制作木乃伊仅仅是埃及人丧葬习俗中的一个环节。在人死后，尸体制成木乃伊之前，死者全家人要上街巡行，袒露胸怀，泥涂脸面，号啕大哭，向众人报丧。然后，把尸体送去制作木乃伊。木乃伊制成后，还要雇些哭丧人痛苦流涕，以壮大声势，表示痛心衷悼。（注：希罗多德：《历史》，Ⅱ，86-88。）
    制作木乃伊据说有17个仪式，一般为70天或80天，而葬礼甚至10个月。木乃伊制成后，要举行“开口”仪式，让木乃伊能吃、喝、说话，以保证灵魂能活下去。 （注：斯彭斯：《古代埃及的死俗》 A. J.Spencer，（Death in Ancient Egypt），Harmondcworth，1982， 第129页。）
    在木乃伊入棺安放时，还要放入“死人书”一类的宗教巫术文献，用咒语保证死者顺利通过冥府之神奥西里斯的审判。
    如此繁琐拖拉的丧葬习俗，在古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古埃及人的灵魂不死意识和系列仪式的丧葬习俗，导致了金字塔、木乃伊和宗教文学的产生，并影响了建筑、医学和科学的发展。
    在我们强调古埃及民族文化的固有传统外，也不应忽视古埃及人对外来文化的接触和吸收。古埃及人正是在其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周围国 家和民族的不断交往和冲突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同时，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先进成就，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发展了古埃及文明。
    如前所述，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古埃及人特有的书写体系，尽管我们坚持象形文字是古埃及人的发明，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象形文字与两河流域的塞姆文字之某些联系。应该说，两者之间类似之处很多。埃及语具有塞姆语的一个主要特点，即词根是由辅音结合而成的，通常是3 个辅音，况且许多词汇是互有联系的。（注：伽德纳：《埃及语法》，Oxford，1982，第3-4页。）这些现象可以说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形成受到了塞姆语文的影响。
    在埃及前王朝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约公元前3500-3100年），埃及与西亚已经有了交往。所以，有人强调，涅伽达文化Ⅱ不是直接起源于涅伽达文化Ⅰ，而是在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操塞姆语的西亚民族侵入尼罗河谷，并与土著的埃及人同化，形成了涅伽达文化Ⅱ。（注：E.J.鲍姆伽特：《史前埃及的文化》（E.J.Baumgartel，The Cultures of Prehistoric Egypt），Oxford，1955，第50页；CAH，第Ⅰ卷，第1册，第481页。 ）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希拉康坡里斯的画墓壁画和阿拉克石刀象芽柄图刻上，都描绘了双狮中的英雄形象，显然来源于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斗狮的艺术形象。
    在埃及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便有了密切交往，两者在制陶技术和涂彩陶器的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埃及古墓中出土的象牙和乌木制品，还有香料和黑曜石都来自埃塞俄比亚。（注：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 2 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第15页。）这些交流，为埃及文明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
    在古王国时代以后，特别是新王国时代，埃及与西亚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关系包括了军事冲突和贸易往来。当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后，他们带来了复合的弓、青铜短剑、盔甲，以及马拉战车等新式武器和装备。这些新式武器和装备被埃及人所利用，在新王国时代的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