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乡族机构⑤。有关地域社会更大范围的公共资金，其来源有二，或依靠商贾和殷实之家的捐输。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在扬徽商程扬宗乐输银六万两，以一半先为买谷积贮，以一半交典生息，为将来增贮之计”⑥。类似的徽商捐输于徽州方志“义行”中比比可征。或体现为村族之间的联合募捐。如祁门县西部“距城较远”，“山多田少，地瘠民贫，以故习举子业者甚少”。清代道光年间，祁西二十二都十六个村，凡八姓，采取以各姓房族为基本单位，联合捐输而创立地域性“鼎元文会”，由各姓举荐贤能之人管理会务，以兴办地方教育和奖掖科举考试⑦。相关记载可见，这些公共资金数量可观，涉及面广，其经营管理往往由倡捐者、捐输者以及具有较高声望的乡族人士组成，从而形成地域性的经济实体。公益互助的经费开支主要来自特定资产的生息收入。如清代休宁县汪田柱、徐名进各捐银五千两，“俱发乡城典铺生息，以为本邑士子乡试盘费”⑧。道光年间，绩溪胡培翚与合邑绅士倡导商人募捐，“得银五千两，发典生息，每科以息银分给应试者旅费”⑨。道光年间，歙县盐商汪仁晟“捐银千两发典生息，为阖邑应试者卷烛费”瑏瑠。
    3.生息利率
    先看表1：
    

    按表1所示，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的入存利率虽有高低之别，举凡入存本金越高，利息愈低。总体而言，入存利率月息最高不超过3％，大多在1％～2％。究其原因，其一，为防止高利贷者的盘剥，明清官府均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52)其二，传统民间资产生息主要依赖浓厚的乡族关系网络，为民间资产生息寻求借贷双方认可的合理性利率提供了可能。其三，徽州典商的影响。如众所知，明清徽州典商告贷取利较薄，如在明代后期拥有当铺数百家之多的南京，“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有益于贫民”(53)。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一份徽州典商当票中，明确规定“按月二分行息”(54)。徽州典商的入存利率当低于其出贷之息。典商的入存利率标准对徽州本土借贷、融资等活动形成合理取息的惯例亦当有一定的影响，甚至“照依当店起息”成为相关契约的格式表达(55)。
    4.生息信用
    维系民间资产生息的信用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一，发达的徽州典当业是影响乃至维系民间资产生息信用的基本保障。作为徽商经营的重要行业之一，明清徽州典当业以其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取利轻而著称，尤其是该行业严密的经营规则和诚实守信，对于充分吸纳徽州本土资金生息经营，确保本息偿还信誉，乃至扩大民间投资阶层，增强民间金融意识，均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二，或寻求乡族中“殷实之人担保”，或择选“殷实之家”运利，是提高民间资产生息信用之一重要选择。如明万历年间，休宁县程氏对于本族祭祀经费，由专人生息经营，管理者“须以本房殷实之人互保书券”(56)。又如，休宁汪氏文秩公清明会规定：会资“议付殷实者领去，二分钱生息”(57)。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徽州吴氏规定：“现输银数，托之支下善营运者一分二厘行息，逐年照房轮转，以成规则。”(58)再如，道咸年间，徽州某氏“继善会”亦规定：所捐会资“付托殷实之家暂行生息”(59)。大量地方文献与文书记载均表明，所谓“殷实之家”一般首选本族中“善经营”者为之。如，弘治《徽州府志》载：李天祥为赈济族人而捐输白金百两，“命子弟能者营什一，岁收其息，置义田，凡丧葬嫁娶、饥寒无资、有志读书而力不逮者，皆取给焉”(60)。万历年间，徽州胡氏宗族“清明会银”，即择选“族中善经营者领取，每年按固定利率完纳本利”(61)。天启年间，休宁程氏将清明会“本银贰拾肆两叁钱九分，当众面兑交三房显卿领取生息”(62)。徽州吴氏规定：“本祠祭祀银两，上例与各分殷实有产之家领出运利，以荣祖祠”(63)。康熙年间，休宁陈氏分家阄书云：“将万安布店一所租金坐作逐年完粮，庶免子孙之累……租金所余，择贤生息。”(64)毋庸置疑，在明清徽州，一方面，富商大贾、殷实之家通过捐输建立各种基金，以承担乡族社会的公益互助；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徽州社会互助基金实现生息经营，对确保生息信用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契约的维系。传统徽州社会具有强烈的契约意识，民间事无巨细，动辄央请中人为凭，形诸白纸黑字，使得契约发生的领域广泛而深入。在明清徽州民间资产生息经营中，无论“入典生息”，抑或民间相互借贷生放和融资运利，书立契约是普遍的做法。因此，带有地方性、平等性、灵活性的民间资产生息，亦主要依赖契约关系予以维系。在契约关系之下，欠债还钱、违约受罚成为一种历久弥深的习俗和观念(65)，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文书，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