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性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频发，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和赈灾救荒研究。①如果我们站在社会进程的立场上考察明朝立国60—100年间的赈灾助饷行为，则会发现由此而产生的诸多值得关注的现象和问题：其一，尽管此时的明朝政府仍可称得上是“责任政府”，以“冠带荣身”为中心的系列性赈灾助饷动员在短期内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为何无法持续、民众响应国家动员的热情为何难以得到保护?其二，为何越是“崇农务本”地区，民众越是热衷于“冠带荣身”之类的“国家荣誉”，而传统经济文化发达区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其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何变得越来越“迁就”富人，“社会财富”如何始而被剥夺、被强制，继而被承认、被追逐，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俯视”国家权力?其四，明代的社会价值观，又如何在“天灾”与“赈灾”过程中，由单一的“官本位”过渡到“官本位”与“财富本位”共存?本文拟对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讨论，希望能够得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启示。
    一、从“旌异优免”到“冠带荣身”
    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正月，行在翰林院修撰邵弘誉上疏言：“直隶大名、真定等府水涝，人民缺食。朝廷虽已遣官赈济，然所储有限，仰食无穷。先蒙诏许南方民出谷一千石赈济者，旌为义民。其北方民鲜有贮积，乞令出谷五百石者，一体旌异优免。”②这里所说的出谷赈灾旌为“义民”事，发生在三年之前，但并非只是针对“南方民”。《明英宗实录》载：
    正统二年五月戊午，旌表义民十人：胡有初、谢子宽，吉安府人；范孔孙，浮梁县人；于敏，榆次县人；巩得海，邳州人；张雷，石州人；梁辟、李成、俞胜、徐成，俱淮安人。人各出稻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诏赐玺书旌劳，复其家。③
    这件事在多种明史著作中都有记载，可见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这一事件的示范下，一批又一批富民效法“十大义民”，各出谷千石或千石以上，“助官赈济饥民”，也被旌为“义民”。邵弘誉为“北方民”请愿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的。
    明廷批准了邵弘誉的请求，并定下一个相对统一的“旌表”标准：南方富民出谷一千石、北方部分地区富民出谷五百石，“佐官赈济”，可“一体旌异优免”，旌为“义民”并免除其家若干年杂役。④于是，一个本来是富民自发或经地方官府动员发生的单个、孤立的行为，演变成为通过对助赈富民集体旌表而进行的普遍性动员，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纳粮助赈的热潮。
    仅就《明英宗实录》所载，正统年间因纳粮1000石以上助赈受到政府“旌异优免”的共有1266人，明朝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接受富民捐纳的赈灾粮共计126万石以上。实际数字当然要大得多。因为第一，除个别例外，《实录》一般只记载纳粮1000石及以上的“义民”，更多纳粮1000石以下者并不在这个数字之内。第二，《实录》记载是根据各地官员的报告，各种因素的漏报以及《实录》的漏载都在所难免。第三，不少“义民”纳粮在千石以上乃至数千石，但《实录》均记以“千石”或“千石有奇”。这三种情况在各地方志及明人笔记、文集中大量存在。⑤
    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之变”的发生，是明朝自“靖难之役”后又一次政治危机。此前不久，东南有矿徒叶宗留、佃户邓茂七在江西、浙江、福建掀起风波，西南有土司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在云南、缅甸边境地区引发动乱。由于多处用兵，加之水旱连年、地震频发，政治上一旦发生危机，以“量入制出”为原则的国家财政便显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进行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动员，并且由单纯的赈济灾民，转变为在赈济灾民的同时充实军饷。
    从正统十四年十月至景泰元年(1450)七月，明廷连续颁布各项有关赈灾助饷的条例，主要包括：各色罪犯运米赎罪例、召商纳米中盐例、军民运米冠带旌异例、在京办事或听选官吏运米升迁并予冠带例，等等。凡军民人等有能捐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或者从通州、临清等地官仓运米至京师仓或居庸关、隆庆卫等边仓者，可以获得各种荣誉。荣誉的等级，由正统年间的“旌异优免”即旌为“义民”并免其三年至五年杂役，上升为“冠带荣身”即授予一定品级的“冠带”，使其享受朝廷的“功名”，这成为此后一段时间明廷用以作为赈灾助饷动员的基本政策。此外，死刑以下罪犯通过纳粮或运米，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候选的低品级官员和吏员纳粮或运米，可以得到升迁并且给予一定品级的冠带。与此同时，针对南方的兵祸和灾害，也实施类似政策，进行全面动员。⑥
    通过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北用兵及灾荒所带来的粮食供给上的困难，景泰君臣也从中得到启示，民间原来有着巨大的人力、财力可供发掘。出于这种认识，明廷进行了持续动员，试图保持并提升民间的赈灾助饷热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国家动员的性质也因此发生变化。
    景泰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户部发布榜文，招募军民客商人等继续纳粮，以备各处军饷并赈济饥民，并且根据各地财力和治安状况分出等级。不用兵处分四个等级，从低至高依次为：第一级北直隶顺天等八府及贵州、四川、陕西、山西、辽东，每名纳米400石；第二级山东、广西、福建、云南，每名500石；第三级南直隶扬州等府及浙江、江西、湖广、广东、河南，每名1200石；第四级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及浙江嘉兴、湖州五府，每名1500石。用兵处分两个等级：第一级大同、宣府、贵州，每名150石；第二级湖广、福建、四川、广东、浙江，每名400石。凡是达到或超过上述定额者，“冠带荣身”；能达到半数者，“旌异优免”。⑦
    “榜文”颁布的第二天颁布“晓谕”，作进一步的动员：南北直隶及河南、山西、山东“富实人民”，有在“出满”粳米400石之后，再捐粟米500石、或料豆1500石、或谷草4000束、或禾草6000束，以及能提供堪负重之马15匹、或驴30头、或牛35头，并送赴保定府及易州并各驿站缺畜力处，愿受旌表者可以旌表为义民，愿受冠带者可以给冠带。⑧这个“晓谕”旨在调动已经纳粮，但因数量不足没有获得旌表或冠带的民众的积极性，同时把捐纳范围从粟、米扩大到豆、草以及能够提供马、驴、牛等畜力者。
    这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明朝政府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人力财力，为赈济灾民、充实边饷乃至增加财政收入进行的新一轮全面动员。
    但是，景泰君臣显然高估了民众对国家动员的热情。这一轮“明码标价”式的动员，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据《明英宗实录》载，景泰元年被朝廷旌为“义民”或授予“冠带”的只有4位，纳米、纳草、纳马者均有。景泰二年情况向好的方面发展，有22位，其中13位纳粮、8位纳布、1位纳银。但景泰三年的一至七月，又只有3位。如果和正统五年国家动员后民众纳粮助赈的情况相比，实在惨不忍睹。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国家大动员，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冷落。
    由于整体效果欠佳，明廷调整了动员方式。景泰三年九月，分别给正在发生灾荒的南北直隶及山西、山东、福建、广西、江西、辽东等处巡抚发出敕文，要求他们会同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员，对各地灾情进行核实，按口支给灾民官粮，同时动员富民纳粮助赈，于当地授予冠带，以荣终身，并将获得冠带者的姓名上报朝廷，以行统一旌表。⑨
    这是景泰时期国家动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献，特点是：其一，改变了动员的方式，由朝廷通过“榜文”、“晓谕”直接向全社会动员，落实为由受灾地区的巡抚及三司进行针对性动员。其二，纳粮者就地接受旌表或冠带，减少了赴京的劳顿和费用，但是，为保证荣誉的权威性，仍然由朝廷统一公布名单。⑩
    经过种种努力，这一轮动员获得成功。从景泰四年九月至五年二月，半年之内，仅《实录》所载，就有210位富民因为纳粮千石以上而“旌异优免”或“冠带荣身”，这个数字超过了正统六年之外的所有年份。(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