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年间历任礼部侍郎、吏部尚书的王直，对正统二年受到旌表的“十大义民”中的第一位、江西吉水县富民胡有初的“善举”作了过程性描述：
    岁甲寅(宣德九年)大饥，饥民至操兵为盗。柯暹理县事，以为忧。公(按：胡有初)曰：“勿忧也，此但求食耳，赈之当自定。”首出谷一千石佐县官。柯喜，称公为大丈夫，作诗美之。诸富民稍稍皆出谷以助赈施。吏部侍郎赵公巡抚至县，又于公劝分，公又出五百石。赵公大悦，上其事。天子嘉之，降敕旌为义民，劳以羊酒，复其家。于是公之义声闻天下。天下富民皆化公所为，争出谷以济饥。而义民之旌，亦满天下。(18)
    江西巡抚赵新“总督税粮”的贡献，不仅是动员胡有初再次纳粮助赈，更将胡有初的事迹上报朝廷，通过朝廷旌为“义民”，将发生在地方一隅的个人行为提升为社会形象，为所有的富民树立起榜样。
    景泰时期出任江西巡抚的韩雍，不仅和于谦一样深入民间，还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动员，命江西提学副使韩阳“博采国朝江西诸故老之诗”，从洪武一直到正统，凡朝中“大佬”、当地“耆宿”，包括正统、景泰年间的内阁首辅杨士奇、陈循，吏部尚书王直等，皆行采录，编成《皇明西江诗选》10卷。这是当时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江西“形象工程”，韩雍亲自为《诗选》作序，盛赞江西“艺文儒术之盛甲于天下”，并将杨士奇等人的“台阁诗”吹捧到“颉颃李杜”的地位，给足了十分看重门第的江西缙绅、江西富民面子。投桃报李，江西缙绅、富民们也在纳粮助赈中回报了韩雍。
    不仅如此，尽管明朝官场已经发生各种问题，但正统、景泰时期的吏治从整体上说是相对整饬的，出现了大批廉洁奉公、体察民情的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他们代表着朝廷，直面民众，这类官员在当地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从于谦、赵新、韩雍到在赈灾助饷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其他地方官员，无疑代表着当时明朝的“国家形象”。在灾荒来临之际、在政府需要社会援手之际，国家动员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但是，如果说正统时期国家动员的成功更多是因为“国家形象”，那么，景泰年间则明显辅之以“国家强制”，至少，“国家强制”与“国家形象”同样重要。
    景泰二年五月，在京各卫及顺天府军民20余人联名上疏，说户部责令其运米边卫，给“冠带”以奖励，但各家虽有“微赀”，其实十分拮据，无力运米，请求朝廷宽免。景帝为此责备户部：“朝廷以得人心为本，边粮转运，听其自愿，安可强之?”(19)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强制”运米授“冠带”事件，甚至可以反映当时的一般状态。更大范围的强制发生在景泰三年十二月，户部尚书金濂上疏：
    臣等切见北京八府、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民多凋弊；四川、湖广、两广、福建，民亦艰食。惟浙江、江西、直隶苏松等处，古称财赋渊薮，乞敕此数处巡抚并三司卫府，于所管官员及有力军民之家，共选六千名，每名令备米或麦四百石，或粟米五百石，运赴通州上仓，以佐国用，给冠带以荣终身，仍于本里立坊旌之。(20)
    这是专门针对“财赋”重地苏(州)、松(江)、江西、浙江地区的国家强制。虽然金濂提出“不愿者勿强”，但既然有六千名的定额，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强制性摊派。景泰四年五月，户部对此事有了明确意见：“先因国用浩繁，灾伤屡见，劝谕浙江等处殷实之家，有自备米麦四五百石送赴通州交纳者，就给冠带以荣终身……今闻各户运粮将到，宜令该仓如法收受，勿得留难。”(21)可见金濂关于苏、松、江、浙六千富民“自备米麦”运赴通州给予“冠带荣身”的强制措施至少部分得到落实。景泰四五年间，江西13府无一遗漏、无一重复的富民纳粮赈灾并逐府受到旌表，以及韩雍事后上疏朝廷，“民间殷实之家，亦已劝谕纳谷旌异外，再难措置者”，(22)虽然尚未发现各府的具体定额，但摊派到各府、动员到个人却是十分明显。
    其实，即便在正统年间，于谦、赵新、柯暹等人固然代表着“国家形象”，但他们在进行“国家动员”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国家强制”的成分。吉水知县柯暹以饥民“操兵为盗”之“势”、江西巡抚赵新以钦差大臣之“位”，亲自“劝分”，使胡有初的纳粮多少有“被自愿”的因素。于谦在河南、山西，要求富豪之家除去家中必备粮外，将剩余粮食减价卖给饥民，或捐纳官府，如有提高粮价者，严惩不贷。(23)这是于谦“恩威并济”的“威”之所在，强制也在其中。
    三、“国家动员”遭遇的人心冷暖
    同样在正统时代，应天巡抚周忱、苏州知府况钟，也深受民众爱戴，其“国家形象”不逊同时代的于谦、赵新。而二人运用权术的机变、实施强制的手段，甚至超过于谦、赵新。但是，他们在江南地区进行的“国家动员”，却没有像于谦、赵新在山西、河南、江西那样卓有成效，南直隶江南地区和浙江，对于政府的赈灾助饷动员，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正统时期见于《实录》的旌表富民，周忱管辖的南直隶江南地区竟然只有十几位，况钟为知府的苏州仅两位。
    与苏州毗邻的松江，知府赵豫具有极佳的官声，人们将其与况钟并论：“当时论者以(况)钟为能吏，(赵)豫为良吏。”(24)但松江在《实录》中被旌表的“义民”或被授予“冠带”者一位也没有。与苏州、松江、常州同属“浙西”经济文化圈的杭州、嘉兴、湖州，也只是各有两位。
    这不应该是一种“巧合”，也不能仅从官员的是否亲民、是否廉能、是否具有“国家形象”乃至是否运用“国家强制”来解释了。
    周忱巡抚江南，和赵新、韩雍巡抚江西，于谦巡抚河南、山西一样，主要职责是“总督税粮”，并在自然灾害来临之际，赈济灾民、减免田赋。作为苏州、松江知府，况钟、赵豫的基本职责，也是保证国家税收在当地的落实，当然更承担着稳定地方的责任。但是，周忱、况钟、赵豫等人在江南还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苏松重赋”。《明史》说：“太祖平吴，尽籍其(按：指张士诚)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苏赋比他府独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七万石，民不能堪。”(25)松江、常州及嘉兴、湖州的状况也与此相似。周忱到任后，与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等，反复计议，“曲算累月”，终于说服朝廷，苏州田赋定额每年减免72万石，松、常、嘉、湖诸府也有不同程度的减轻。(26)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在江南诸府进行大规模纳粮助赈动员的。
    况且，以苏松为中心的江南富裕地区，还有一层在短期内难以抹去的创痛。
    明太祖洪武建元的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27)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松嘉湖杭五府“逐末利”者即工商人口四千余户“开种”临濠；(28)十九年，命吏部选取直隶应天及苏松等府州县富民子弟1460人赴南京补吏；(29)二十四年七月，徙“天下富民”特别是苏松常杭嘉湖富民共5300户至南京。(30)洪武三十年，根据明太祖的旨意，户部在编制“鱼鳞图册”的基础上，籍得直隶应天、苏州等18府州及浙江、江西等9布政司有田7顷以上的富民共14341户。(31)几年后即永乐元年(1403)八月，明成祖根据这个名单按图索骥，命徙直隶江南的苏州等10府州及浙江等9布政司富民于北京，为迁都作准备。(32)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强制迁徙，针对的都是“富民”，特别是“浙西”即苏松常杭嘉湖及其周边地区的富民，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通过国家强制进行的“杀富济国”行为，因为被迁徙富民在原籍的田地，遂由“民田”转变为“官田”乃至“没官田”。
    而且，对富人连续的强制迁徙并没收其田地，无疑在向全社会宣告：私人财产不受保护，随时可能遭受国家的无条件剥夺。
    这一系列的强制移民，前后延续了30多年，最后一次即永乐元年的苏松等府、浙江等省富民的强徙北京，距离正统时期的纳粮赈灾动员仅30年。而在正统、景泰年间，被强制迁徙到凤阳、北京的江南富户及其后人，仍在不断试图逃回原籍。明朝政府也仍不断在江南地区缉捕逃回的富民及其后人，并且钩稽已经去世或逃亡的富民在江南原籍的亲属。(33)
    这些因素，既在洪武、永乐时期导致了江南富民对“亡元”的怀念、对“兴明”的不满，(34)以及对于“露富”的恐惧，也在正统、景泰时期导致了以苏、松、常、杭、嘉、湖为中心的两浙地区在赈灾助饷过程中表现冷漠。
    比两浙地区更加冷漠的是福建，这里民众生计多在海上，此时正陷入明太祖“寸板不许入海”的窘迫之中。他们的旌表数成为“殿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