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怪异的“旌异”、“冠带”数
    如果对正统、景泰年间“旌异优免”、“冠带荣身”的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展现赈灾助饷数字背后的故事，应该很有意义。以下根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对正统二年至十四年“旌异”、“冠带”的批次和人数作年度统计。(11)
    
    

    从上表可以看出，正统年间国家动员真正见效的时间，或者说民众对国家动员的认同时间，大约是3—4年，而在正统六年即动员的次年最富成效。这一年有920名富民分12批受到旌表，占《明英宗实录》所载正统时期受旌表富民的72.67％。正统九年以后，进入“常态”乃至“疲态”。
    同样，景泰元年的动员尽管受到冷落，但景泰二年也出现小小的高潮，有22位富民因赈灾助饷受到政府的旌表，仅次于正统四年至八年而高于其他年份。景泰四年九月至五年二月，再次出现了赈灾助饷的高潮。几乎每个月的旌表数都超过景泰元年及二、三年全部的数字。
    下面再就接受“旌表”、“冠带”的富民分布地域进行讨论。
    正统二年至十四年间受到旌表的1266位“义民”，分布在南北直隶和除了广西、贵州之外11个布政司的83府、5直隶州及7卫所，可以说是各地民众响应国家动员的全国性“大合唱”，各直省以数量多寡排列如下：
    
    

    上表显示，南直、江西位居前列，处于“领唱”位置。但实际上，首先响应国家动员的，并非数字居于前两位的南直、江西，也不是经济发达区苏、松、常、杭、嘉、湖，而是当时并不富裕的河南、山西。从正统五年六月至六年四月，河南、山西有将近300人被旌表为义民。(12)
    与首先响应国家动员的是并不富裕的河南、山西相似，在南直隶，因纳粮助赈而受到旌表的富民，主要也不是在唐后期以来全国富庶之地的江南，而是在灾情不断乃至“十年九荒”的江淮。在受到旌表的220名南直隶富民中，竟然有201名出自江淮之间的凤阳、淮安、庐州、扬州四府和徐州。而江南十府州受到旌表的富民仅19名，其中最称富庶的苏州以及常州、徽州，各有2人，松江府竟无一人。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南直隶，同样发生在浙江和江西。浙江在这一轮纳粮赈灾中，受旌表的富民数在全国仅列第9位，不仅少于毗邻的江西，甚至少于西北的陕西和西南的云南。在浙江乃至全国最称富庶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与苏州、常州、徽州一样，每府仅有2人被旌表，另绍兴有4人、宁波1人。但是，偏远的台州府，却有20人；其次是金华府，11人。
    江西虽然在这一轮纳粮赈灾中受旌表者位居前列，但省府南昌仅5人，与河南省府开封的62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最为边远、仅辖三县的南安府竟有64人，成为正统、景泰年间乃至整个明朝响应国家动员最为突出的一个府，创造了以府为单位受到旌表人数的纪录。(13)
    正统时期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已然如此，景泰四年九月至五年二月的半年间分6批旌表的210名富民的分布更令人诧异：
    景泰四年九月，旌表江西南昌府万邦敬等28人、吉安府彭遵等16人；十月，旌表江西瑞州府杨景和等11人、袁州府谢琳等17人；十一月，旌表江西临江府黄汉高等22人、南安府傅伯真等4人、赣州府李宜吉等15人；十二月，旌表江西抚州府汤汝佐等41人；五年正月，旌表江西建昌府管文升等9人、饶州府周仕英等28人；二月，旌表江西广信府潘永年等6人、南康府万志谦等4人、九江府汤彦海等4人，又旌表直隶永平府许敬等5人。(14)
    上述受到旌表的富民，除最后一批有北直隶永平府5人之外，其余均来自江西，而且全部被列出姓名。江西布政司所辖13府，每月有一至三府的富民因纳粮千石及以上受到旌表，没有重复，也没有遗漏。当这205位富民的名字分散湮没在其他史料之中的时候，不会引起任何关注。但是，如果把这个名单集中在一起，却极其壮观。如果说正统时期响应国家动员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合唱”，那么景泰四五年之际，则成为江西一个省的“独唱”。
    同是国家动员，为何地区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何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在响应国家动员时有如此大的热情，而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漠?
    宣德五年(1430)五月，明朝地方行政体制在不经意间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各地田赋亏欠、仓廪空虚，明廷派出一批能干官员，以侍郎的身份，分往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山西、北直府县及山东、南直苏松等府县，“总督税粮”、“巡抚地方”。(15)正统时期国家动员的成功，很大程度与这一举措直接相关。
    先看正统时期率先响应国家动员的河南、山西。正德五年(1510)被派往这里“总督税粮”、“巡抚地方”的，是当时的政坛新星于谦。《明史·于谦传》载：“(于)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一岁凡数上。小有水旱，辄上闻……朝上夕报可。”(16)另有记载说，于谦每至一地，即立木牌于巡抚院内，一书“求通民情”，一书“愿闻利弊”，故而“二省里老，皆远来迎公”。于谦亲自接待这些来自基层社会却具有重要影响的“父老”，了解民情，并进行现场动员，要求富民和政府一道，帮助灾民渡过难关，“一时富民乐捐，而尚义者甚众”。人们普遍认为，尽管于谦有“匡辅社稷、经世济国”之才，但如果不是这样“虚衷下问、实心采访”，也“难施利济之谋”。(17)可见，在动员民众响应国家号召的过程中，政策的执行者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再看江西，前后巡抚赵新、韩雍同样作用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