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以明代而言，赵克生对有明一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进行了讨论，认为明代的“义民旌表”是相对于以汉代以来“入粟补官”为主要方式的“劝分”的根本性变化(赵克生：《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伍跃对明前期的捐纳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指出“一夜成名”的愿望是这项政策得以推行的群众基础(伍跃：《关于明代捐纳制度的几点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68页)；陈业新以凤阳府为中心，对明代“劝赈”进行了阶段性研究，指出其作用和局限(陈业新：《明代国家的劝分政策与民间捐输》，《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而李华瑞的《劝分与宋代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张文的《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则对宋朝的民间救助与国家指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这些关于中国近世救灾过程中社会力量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有益讨论，对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②《明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正月辛酉，第1202页(本文所引《明实录》均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③《明英宗实录》卷30，正统二年五月戊午，第607页。按当时人们习惯中“南”与“北”以淮河为界，“十大义民”中倒有大半是“北方民”。
    ④《明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正月辛酉，第1202—1203页。
    ⑤如嘉靖《池州府志》卷7《人物·孝义》载，正统年间本府贵池、青阳、石棣、建德四县旌为“义民”的有6人，而且有5人捐纳在2000石以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4册，第40页上—41页下)但《实录》所载仅4人。
    ⑥《明英宗实录》卷184—194，正统十四年十月至景泰元年七月，第3611—4108页。
    ⑦《明英宗实录》卷190，景泰元年三月辛未，第3925—3926页。
    ⑧《明英宗实录》卷190，景泰元年三月壬申，第3926—3927页。
    ⑨《明英宗实录》卷220，景泰三年九月乙未，第4750—4751页。
    ⑩《明英宗实录》卷207，景泰二年八月丙子，第4448页。
    (11)在进行这项统计的时候，笔者试图从各地方志中得到更为翔实的数据。但在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及清代部分省、府、县志进行检索时，发现这个想法并不现实。第一，以江西南安、吉安二府及南直淮安、徐州为例，所有省志、府志、县志记载的正统时期“义民”数量的总和(除去重复者)，都达不到《明英宗实录》记载的数字。第二，一些地方志记载的“义民”，时间上出现大的失误，如乾隆《江南通志》，将正统时旌表义民巩得海、岑仲晖等均记入正德年间；另一些则没有具体的时代，如嘉靖《延平府志》，记有“义官”267人，其中南平38人、将乐66人、沙县34人、尤溪35人、顺昌53人、永安41人，这个记载应该非常详实，但没有具体标明是在正统、景泰或成化、弘治年间，无法进行统计。第三，编撰水平差异极大，有些方志对此类内容记载十分翔细，但有些记载则十分简略。凡此种种，只得放弃，仍以《实录》为限作为“抽样”。
    (12)《明英宗实录》卷68，正统五年六月庚子，第1322页；卷75，六年正月丁卯，第1479页；卷76，六年二月丁酉，第1513页；卷77，六年三月丙寅，第1530页；卷78，六年四月甲午，第1554页。
    (13)《明英宗实录》卷86，正统六年闰十一月壬辰，第1733页。
    (14)《明英宗实录》卷233，景泰四年九月乙亥，第5096页；卷234，四年十月庚戌，第5118页；卷235，四年十一月己卯，第5035页；卷236，四年十二月癸卯，第5150页；卷237，五年正月乙亥，第5171页；卷238，五年二月丁未，第5195页。
    (15)参见方志远：《明代的巡抚制度》，《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6)《明史》卷170《于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43—4544页。
    (17)倪国琏：《康济录》卷3上《临事之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3册，第294页。
    (18)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7《义民胡有初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769—770页。
    (19)《明英宗实录》卷204，景泰二年五月辛亥，第4365页。
    (20)《明英宗实录》卷224，景泰三年十二月丙午，第4874—4875页。
    (21)《明英宗实录》卷229，景泰四年五月戊辰，第5007页。
    (22)《明英宗实录》卷257，景泰六年八月甲寅，第5031—5032页。
    (23)倪国琏：《康济录》卷3上《临事之政》，第317页。
    (24)《明英宗实录》卷99，正统七年十二月丙辰，第2007—2008页。
    (25)《明史》卷153《周忱传》，第4213页。
    (26)参见伍丹戈：《明代周忱赋役制度改革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
    (27)《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乙巳，第383页。
    (28)《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辛巳，第1053页。
    (29)《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八月辛卯，第2074页。
    (30)《明太祖实录》卷210，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第3128—3129页。
    (31)《明太祖实录》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癸巳，第3643页。
    (32)《明太宗实录》卷22，永乐元年八月甲戌，第415页。
    (33)李东阳等：《(弘治)大明会典》卷21《户部六·事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249—256页。
    (34)业师郑克晟教授于此论列尤详，特别指出：故元对江南大族的保护、田赋极轻而劳役极少，与明初形成鲜明的对照。(郑克晟：《明代战争探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8页)
    (35)乾隆二年九月，诏建世宗雍正帝“圣德神功碑”，碑文曰：“自元季张士诚据苏、松、嘉、湖，陈友谅据南昌、袁、瑞，与明太祖苦战于江东西，横敛以给军。终明之世，故籍未改。”(《清高宗实录》卷51，乾隆二年九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50页)
    (36)《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丁卯，第2362—2363页。
    (37)参见方志远、李晓方：《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8)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0、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