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提尼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发表演说的体制。”① 对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历史稍作了解便不难发现演说确实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无论是在民主政治的决策机构公民大会上，还是在民主的审判机构公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一年一度的公共葬礼上，政治领袖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说都是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粗略统计，现存的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葬礼演说就有150篇，其中仅德摩斯提尼一人就留下了60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流传下来的演说词还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因此，这足以说明演说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显然，“要探讨和分析雅典民主政治，我们不能撇开雅典的演说。”② 本文以演说为切入点，讨论演说在雅典繁盛、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政治领袖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剖析，希冀对雅典民主政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的确，在古代世界中，演说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现象。学者墨菲认为，现存证据表明希腊人是古代世界试图分析人类相互交流方式的唯一的一个民族，而古代的非洲和亚洲都没有产生演说术。③ 所以在《修辞学》一书的序中，周作人论道：“中国人向来是没有谈国事的自由的，除非是宣讲圣谕，上条陈，在衙门则等候老爷的判决，希腊首二类的文章（政治演说和法庭演说--引者注）在中国就变了相，成为陆宣公奏议和樊山判牍了。第三类（葬礼演说--引者注）似乎还多一点，史论传赞墓志，门类繁多，也多少有些文学的意味，然而都是写而不是说的，不，也并不是预备或模拟说的，这便与希腊以及欧洲是一个极大不同。”④ 既然演说是雅典民主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现象，在雅典十分兴盛，那么它的兴盛必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与雅典民主政治也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具体分析起来，演说的兴盛与雅典城邦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雅典城邦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表述方式上，与古代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一样，雅典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雅典社会的口述传统为演说的兴盛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环境。
    首先，古希腊早期文学发展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荷马时代自不必细说，因为当时希腊人还没有文字，所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都建立在口头表述的基础之上，其突出的特点是口头传诵的史诗是传播文化和历史最根本的形式，而行游诗人是主要的传播者。荷马时代，行游诗人周游整个希腊，为报酬和竞争而表演，传递着希腊前文字社会时期创立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荷马的著作就是通过他们代代相传下来，直至后来编订成册。到古风时代，虽说希腊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但是书写文字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显然，在口头话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书写文字的产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时，希腊人的文学形式由荷马时代口头传诵的史诗转为口头吟唱的抒情诗，并配有竖琴或者排箫伴奏。品达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即兴赋诗吟唱，颂扬胜利者和希腊城邦。古典时代，虽说希腊文字的产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古希腊人也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文学作品，但是此时希腊的文学尤其戏剧是以对话和口头表述为主。换句话说，它们不是用于阅读，而主要是用于表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即使有像希罗多德《历史》那样宏大的历史书面文本，但是，它也是被用来大声朗诵。根据卢奇安的记述，希罗多德曾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当众背诵自己的作品。⑤ 据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听到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诵《历史》时，感动流涕。因此，古希腊早期文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而古典时代演说的兴盛也可以看作是古希腊文学由荷马时代口头传诵的史诗到古风时代口头吟唱的抒情诗再到古典时代口头陈述的演说的一种自然过渡。
    其次，古希腊的教育也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教育机制和完整固定的教学内容。早在荷马时代，教育后人是老年人的权利，他们凭借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在“劝告和言语”上对青年人进行教育。这正如史诗中涅斯托尔所说：“我依然要和乘车的战士生活在一起，在劝告和言语上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是老年人的权利。”⑥ 古典时代，随着“智者”的出现，他们承担了希腊富裕公民子弟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与学生进行谈话，而教育的内容，如前所述主要就是口头演说的技艺。而普通公民的教育则是通过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狄奥尼索斯戏剧节或者奥林匹亚集会等，聆听政治领袖的演说来获得相关的教育和知识。所以，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⑦ 的确，在雅典，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开始，除了专业教师“智者”的教育之外，雅典普通公民正是通过参加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剧院、市政广场、军营等来获得非正式的教育。⑧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公民大会妇女》中的一段对话则间接地反映了这一现象。第一位妇女问普拉克萨戈拉：“你是在哪儿学会如此健谈的本领”。她回答道：“当所有人都涌向雅典时，我和丈夫就坐在普奈克斯山上，在那里聆听演说。”⑨ 因此，无论是在教育方式还是在受教育的内容上，古希腊社会都体现出它的口述社会特征。
    最后，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也同样体现了其典型的口述社会特征。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⑩ 伯里克利的论述道出了雅典政治生活的口述特征，即雅典的政治生活是口头运作的。具体而言，在公民大会上，公民对相关提议的表决是在他们亲自聆听演说者的发言和辩论之后当场进行的，这就是伯里克利所谓的“适当讨论”。同样，在公民法庭上，陪审员对案件的审判也是在当事人双方陈述和辩论之后当场投票表决。另外根据学者的研究，尽管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雅典就有档案记录，但是只是从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开始，文件、书写证据与口头证据在公民法庭上才具有同等的价值。（11） 换句话说，在此之前，证人的口头证据一直是陪审员审理案件的主要证据。因此，在一个口述社会中，以劝服为主要功能的演说的兴盛当在情理之中。
    其实，从雅典民主政治运作过程来看，演说在雅典的兴盛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中，虽说雅典人的民主政体不是首创，（12） 但毫无疑问，雅典民主政治却是迄今人们所知道的最重要、最著名、发展最充分的民主政治。与今天代议制民主截然不同的是，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在这种制度下，普通公民是通过对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等国家机关的直接参与，实现其对城邦的管理，“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3） 公民直接参与体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更体现于其民主政治运作过程的直接性，即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普通民众的直接表决，也就是政治家与民众面对面地、直接地对话，这就是芬利所谓的“熟面社会”（face to face society）。（14） 这从雅典公民大会的运作程序和公民法庭的审判程序可以清楚地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