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太阳升起时公民大会就开始,一般持续上午半天;但最迟也是在天黑前结束。大会开始后,第一个程序为女传令人宣读大段咒语,接着传令官宣读议事会对本次会议执行主席和秘书人选的安排,并提出主席团事先拟订的议题。然后,随着传令官一声“谁要发言?”大会进入自由发言即辩论阶段,演说者开始直接面对城邦公民,阐述自己的提议和政策。任何持不同观点的公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演说者发言辩论之后,大会开始就议题进行集体表决,如果多数人赞成即为通过并生效,任何个人都无权更改大会的决定,除非再次召开公民大会,重新对之进行讨论和表决,正如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一样。(15) 所以演说者在发言结束的时候总是要说“我已尽量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请你们本着最能符合城邦和人民利益的原则作出选择”之类的话语。(16) 因此,从公民大会的运作程序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演说者与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民众直接表决的特点。显然,面对如此众多而且大多陌生的民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演说者若想使自己的提议赢得民众的认可,在公民大会上通过,那么他们理应掌握演说的技艺,懂得如何说服影响台下的民众赞同自己而不是他人的提议和观点。 同样,在公民法庭上,案件的审理也存在陪审员和当事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和陪审员直接判决的特征。古代的雅典没有今天所谓的律师,在开庭之前,一方可以请人代写好诉讼词,但是诉讼人必须亲自进行控告或辩护。然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把分配的部分时间让给一个或者更多的朋友,或者是家庭成员来发言陈述,但是它们不能替代诉讼人的陈述,只是作为诉讼人陈述的补充。在开庭审理之前,陪审员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对整个案情进行了解和判决的唯一根据和来源即是诉讼人的陈述。在诉讼人陈述案件之后(原告首先发言),陪审团即刻投票表决。裁决根据多数票原则,如果票数相同,则被告被判无罪释放。如果被告有罪,那么在一些案件中,对罪犯的处罚可以根据法律量刑。还有一些案件则没有固定的惩罚,所以陪审团要在诉讼人双方的补充演说提出的两种惩罚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汉森在分析雅典公民法庭的构成时说:“在雅典,一个案件就像是一部有三个角色的喜剧,这三个角色都是业余的,他们是提出诉讼的公民、准备案件和主持法庭的法官以及听取案情并作出裁决的陪审员。”(17) 在这三者关系之中,公民法庭的法官是法庭的主持人,没有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的权力;诉讼人陈述案情,提出控告或辩护;而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员,人数从201人到2501人不等,是案件的终审者,他们的投票即是最后的判决。因此,在案件诉讼中,由于陪审员在开庭之前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对整个案情进行了解和判决的唯一根据即是诉讼人的陈述,所以掌握演说的技艺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提起诉讼的公民要在既定的时间内说服那些根据临时抽签选取产生的陪审员。因此,从公民法庭的审判程序也同样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治中诉讼人和陪审员之间直接的交流和陪审员的直接判决特征,诉讼人若想在公民法庭上赢得陪审员的同情和支持,使得案件的审判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演说是他们唯一有效的方式。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指出,演说是演讲者在雅典法庭和公民大会上制胜的法宝。(18) 周作人在《关于卢奇安》一文中也同样论道:“演说术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为它在那时政治上很有实用,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法庭里,两造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辩论,其次是在议会里,一场演说苟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见成功。”(19) 如前所述,演说是雅典公民大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在演说者就大会议题发表各自的演说后,公民大会才开始集体表决,以决定此项议题是否被通过,成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演说者的提议是否能通过,关键就要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下面的普通民众,投上一赞成票。 希罗多德是第一个明确阐述演说对雅典公民大会决策有影响的古代作家。希波战争前夕,关于米利都人在斯巴达和雅典的游说演说,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和评述:“正在这时,被斯巴达人克列欧美涅斯从斯巴达赶了出来的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雅典……他来到民众面前,便象在斯巴达那样地讲述了一番……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的,而拯救他们这一非常有钱的民族,这是十分正当的事情。他用一切办法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说服的时候。看来,真好象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孟的克列欧美涅斯,但是却能欺骗3万名雅典人。这样,雅典人便被说服了,他们议决派遣20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指定一个在各方面都享有令誉的雅典市民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20) 可见在希罗多德看来,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演说的说服作用明显地较斯巴达重要,在公民大会上,民众更易受演说的影响,被演说者说服。而在斯巴达,民众受寡头控制,演说发挥作用的场合不多。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针对斯巴达的“解除波提狄亚之围,给厄基那独立,撤销麦加拉法令,否则就开战”的最后通牒,雅典人举行民众会议,讨论了这件事,决定把整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仔细考虑一下,然后给斯巴达一个答复。许多人站起来发言,两方面的意见都有。有些人认为战争是必要的,有些人说麦加拉法可以撤销,不要让它成为和平的障碍。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是当时雅典的领袖,无论在行动上或辩论上,他是最有力量的人。他也发了言,反对对斯巴达人作出任何让步。(21) 雅典人认为他的发言最好,所以照他的意见表决了。对斯巴达的答复就是他所建议的那个答复:“他们不愿在强迫命令下做任何事情;但是愿意依照和约上的规定,在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对于各项争点达到调解。”(22) 从修昔底德的这段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雅典公民之所以照伯里克利的意见表决,而不采取他人的建议,正是因为“雅典人认为他的发言最好”。伯里克利的雄辩说服了民众,影响了公民大会的表决。那么伯里克利是如何说服民众的呢? 其实在演说中,伯里克利是通过对战争的性质和局势利弊的理性分析说服民众,最终取得民众的认同。演说一开始,伯里克利提出观点,反对向斯巴达作任何让步。他说:“如果我们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的话,你们任何人不要以为我们不应该为这一点小事情而作战……如果你们让步的话,你们马上就会遇着一些更大的要求,因为他们会认为你们是怕他们而让步的。……在请求仲裁之前,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向他们的邻人提出要求,而把这些要求当作命令的时候,向他们屈服,就是受他们的奴役,无论他们的要求是怎么大或怎么小。”(23) 在这里,伯里克利分析指出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接受斯巴达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向他们屈服,受他们的奴役。因此,不能向斯巴达妥协,应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然后,伯里克利详细分析对比了双方的战争资源、军事力量,指出资源和军事的优势都在雅典一边。他说:“至于战争以及双方所能利用的资源,我想要你们听听我的详细报告,认识到我们的势力不是较弱的一边。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国家方面,他们没有金融财富;因此,他们没有在海外作战的经验,也没有作长期战争的经验;因为他们彼此间所发生的战争,由于贫穷的缘故,都是短期的。这样的人民不能经常配备一个舰队的海员,也不能经常派遣陆军;因为这样,就会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花费自己的资金,而何况我们还控制着海上。”(24) 接着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海上势力和雅典同盟国的重要性,建议雅典人放弃土地和房屋,保卫海上的城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同远优于自己的伯罗奔尼撒陆军作战,而且还可以保护自己的同盟国。最后,伯里克利在演说中引用先辈抗击波斯人的历史典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激励民众。他说:“我们也要知道,无论对于城市也好,对于个人也好,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当我们的祖先反对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资源;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一点资源,他们也放弃了,但是他们驱逐了外族的入侵,把我们的城邦建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由于他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物质力量。我们要学他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抵抗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与平常一样伟大的雅典遗传给我们的后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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