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以大一统为特征的官本位的行政模式凸现了国家的存在而不见社会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正如许多学者所见，地方士绅在社会的重建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官方的控制在地方经济和行政领域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洋务运动倡导的振兴实业使商品流通和地方经济出现了极为活跃的现象。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官方控制的衰落和地方经济的活跃为社会的膨胀和地方精英发挥影响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在中国社会出现了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公共领域。此种现象在晚清上海社会更具代表性。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1844年开埠后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演化成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社会独特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造就了一批经济力量雄厚、社会影响极大的地方精英，这批精英在上海（华界）的影响力和统摄力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官方的影响，1905年实行地方自治后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作为中立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对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形态在上海社会清晰可见。
    一、上海的社会团体
    公共领域是指由私人构成的不受官方控制的私人有机体，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通讯、交通、出版、新闻、杂志等非官方组织或机构，是介于个人和官方之间的社会领域。这个领域坚持自我调整的地位，但同时却诉求公共权力来公断和调停其内发的冲突。上海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形态比较特殊的地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经济上的成功和政治上的特权几乎遮住了官方的影响。以租界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滋育了一批富裕的华人阶层，从江苏、浙江和其他省份来上海冒险的商人和实业家在上海冒险的历程中部分成为显赫的人物。退任的清廷官员携带着在任上搜刮到的财富来到上海过着优裕的寓公生活。所有这些人物构成了上海社会的地方精英，他们与官方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官方力所不及的公共领域建立了善堂、会馆、医院、学校、公所、学会、商团等组织，这些组织由地方精英控制，并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运行，成为上海社会早期的公共领域。
    慈善机构在上海社会十分普遍，地方士绅在这些机构中十分活跃。这些机构由于创办人不同而有不同的救助对象。有的机构为全体上海社会提供服务，如同仁辅元堂、普育堂等。有的服务范围局限于一定的地域、行业，承善堂救助在船病故或因工作失足伤亡者，同仁保安堂负责英美租界掩埋骼赀事宜。一些会馆也设有慈善业务，救助同乡病苦。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籍人士费元奎、潘凤占、王秉刚等创办，设有业冢和寄柩服务，是上海社会最具盛名和影响的会馆之一。徽宁会馆为安徽徽州、宁国两府人公建，办理施棺、掩埋、助资、盘柩等善举。
    会馆是外省移民上海人士分省或地区创立的机构，一个会馆便代表了一个籍贯。会馆一般为本省或本县人议事、祀神的场所。晚清上海的会馆主要有泉漳会馆、徽宁会馆、潮州会馆、四明公所、建汀会馆、潮惠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楚北宝善堂等。
    除了依据籍贯建立组织外，还有行业性组织，“为同行业者研究商务、联络感情之所，并设恤胬、瞻老以济同业之贫者。”（注：姚文楠纂、吴馨修《上海县续志》第二卷“洋布分所”条。）在上海建立的行业性组织有商船会馆、药业公所、钱业总公所、轩辕店（成衣公所）、茶业会馆、腌腊公所、洋布公所、木商公所、洒业公所、靛业公所、药业公所、衣庄公所、裘业公所、金银实业公所、典业公所、参业公所、铜锡公所等。
    慈善机构、会馆、行会等都是公共领域中比较传统的组织，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观念的输入，公共领域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组织越来越成为上海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西医治方法开始在医院中并用，并设立铺位住院治疗。这些医院大部分都设在租界，由西人或传教士设立，受其影响，华人逐渐开始经营和创建医院。仁济医院在咸丰初年由西人设立，后由中西董事共同管理。同仁医院由耶稣教牧师吴虹玉、教士汤爱理、医生马高文等募集创设（同治六年春天）。妇孺医院光绪十一年由美国教会丰女士捐资创建，委罗女医生办理。后来逐渐有了中国人创设的医院。光绪初巡道延娴习西医的黄镦办理牛痘局。光绪三十年李钟珏创立上海医院。除了医院外，中国红十字会、十字会分会、医学研究所等也相继建立。（注：关于晚清上海会馆、行会、 医学会等详见《上海县续志》第三卷。）这些机构超出传统中医的范畴，带有明显的西学痕迹。 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时日俄战争波及东三省，上海士绅沈敦和、任锡汾、 施则敬等联合中西各董创立了万国红十字会，备药饵银米前往东北救赈，得到商药大臣吕海寰、盛宣怀、电政大臣吴重熹给予库银十万两的援助，同时募集中西捐款百余万，人民被救的有十三万一千一百七十七人，被赈者二十二万五千一百二十八人。（注：《上海县续志》第二卷，“中国红十字会”条。）
    商会是一个传统和现代交接转换的组织，行业会馆和公所是它前身。上海设立商会开始于光绪二十七年，商务大臣盛宣怀苦于商情隔碍奏准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委严信厚为总理，周晋镳为提调，希望联络各帮选举商董，严信厚借鉴上海洋商总会和各处商务局所章程拟订了暂行章程六条：明宗旨、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追逋负。光绪三十年推广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为上海总商会，“内以处分华商之争端，外以对付洋商之交涉，联络商情，挽回权利”。上海商会成立后，又陆续设立了上海南商会（光绪三十一年）、三林乡商务分会（光绪三十三年）、闵行镇商务分会（光绪三十三年）、马桥乡商务分会（宣统二年）、塘湾乡商务分会（宣统三年）。（注：《上海县续志》第二卷。）商会是上海早期公共领域中规模最大的组织，几乎每一个在商业领域有业绩的人都是它的会员，是上海举行自治之前覆盖上海全域几乎囊括所有地方精英具有民间色彩的公共领域。
    地方士绅在上海教育中投入了很大精力，在学会的建立方面上海开风气之先。1903年上海邑绅叶永鎏、叶承锡在小南门外普陀禅院设立会所，“联合同志，研究学术”。（注：《上海县续志》第十一卷学校条（下）。）1904年正式定名沪学会， 设义务小学、阅书会、体育会和各学科补习夜课，成绩显著。同年沪道袁树勋兴办道立师范学堂，叶景氲、袁希涛、沈恩孚、夏日鏊赴日考察师范回沪后于1905年成立教育研究会，附设体操、游戏、传习，后与沪学会合并成立县教育会。此外还成立了劝学公会（原名阖邑学务公会）、群学会（1904年）、江苏教育总会（1905年），上海县教育会（1908年）。学会教育会的成立促进了学术交流，为新式教育的引进和教育内容的流变提供了空间，促进了新旧教育转轨时期的上海教育趋于规范和一致。学会教育会是在学校建设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海的学校有书院（官立）、私塾（私立）、义塾（由慈善机构创立，如同仁公济堂、厚仁堂设有义塾）、学校（由实业家和教育界人士创立，以后被称为公立）。教育是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公共领域，传统的塾师授徒背诵四书五经的教学方式逐渐被放弃，增加了英、日、法文及数学、代数、体操、游戏等科目，向社会募集经费。
    上海社会在1905年以前已经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的发展和壮大把上海社会变成一块自由的沃土，被清廷所忽视或力有不逮的公益事业都由上海士绅自己去开发和建立，这种自己开发和自己建立所蕴积的力量及形成的精神成为上海地方自治发起和运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