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认同与整合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经过几十年开埠之后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来自国内各省份的人士也逐渐形成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和对上海社会的归属认同。从上文对公共领域中社会团体的陈述中可以看到这种主体意识和社会归属认同存在着一个过程。生活在上海的早期上海人尚未形成对上海人观念的认同而只有对他们所归依的故乡的籍贯认同。建汀会馆的碑记中写道:“仕宦商家之在他乡者,易散而难聚,易疏而难亲,于是立会馆以联络之,所以笃乡谊也。”(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78页。)他们所建立的会馆、 义塾、慈善机构多为同籍贯或一定地域的人提供救助。“夫妇或均年迈,不能力作;或年壮身生疯痨等症,难以生活,报名会中,夫妇按月给洋一角,以资赡养。”(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68页。)随着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更长、 交往的范围扩大,建立组织的服务范围也开始突破地域和籍贯的限制,出现了覆盖上海社会的学校、医院、商会、教育会。上海社会的认同和整合过程还可以从一些具有时间间隔的事件中得到体认。 1874年和1898年发生了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上海各阶层人士在这两次事件中的不同态度颇有意味。 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籍人士的会馆,位于法租界内,法公董局早有割而占之之心,一直没有机缘。1874年1月, 公董局以筑路为由要求四明公所清让地方,四明公所不允,要求公董局更改路线,并愿意在四明公所西边的同仁堂公地界内购买地基供修马路之用,公董局亦不允。 4月28日旅沪宁波籍一千余人在四明公所集会,向法总领事请愿。5月3日宁波同乡与法捕发生冲突,华民死伤近三十人,法租界居民纷纷迁往英租界,法总领事葛笃赶忙贴出告示表示“不筑马路”,(注:《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 -308页。)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基本平息。参与此次事件的基本上是宁波人士,其他省籍人士俱作壁上观,隔膜和地域间的不认同清晰可见。 二十四年后,四明公所事件再起,情状大变。1898年5月, 公董局董事会借口改建医院和学校,再次试图征用四明公所全部地产,四明公所态度强硬,不予理睬。7月公董局总办马勒伯致函四明公所, 称此项公益事业“尤其有利于中国民众”,并宣布即日接管四明公所。(注:同上书第524页、531页、567页。)7月16日四明公所散发传单令各业罢市,下午钱庄首先停止营业。是日晚,宁波籍寓沪上工商界及广东同乡会成员集会游行,走向法租界。7 月17日晨,前来支援宁波籍居民的各界人士至法租界捕房示威游行。法租界内的中国商店一律罢市,全市其他地区的居民闻讯后也宣布罢工罢市,支持四明公所,同天发生重大惨案,华民死十七人伤二十人。7 月18日居住在上海的宁波籍商人和著名人士在全市散发传单,揭露法租界当局在17日的暴行,呼吁全市人民支持宁波同乡的正义斗争。下午,上海各业领袖在安仁里再次会议斗争措施,力图将抗暴斗争囿于合法范围。7月21日《时务报》发表消息揭露四明公所冲突真相。 在上海各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下,上海道和法总领事议定“四明公所乃归甬人”。(注:同上书第524页、531页、567页。)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表明迁居上海的各籍人士已逐渐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而将自己作为上海的一份子对待。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除了初期独由旅沪宁波籍人士勉力支撑外,中后期上海华界纷起,共同抵制法租界的暴行。此次事件之后各籍人士的协同行动时有发生。 1903年发生广西巡抚王之春借法兵法款镇压会党起义事件。4 月16日沪上爱国志士和学生集会张园,抗议王之春出卖广西利权。4月25 日,各省寓沪绅商三、四百人再次集会张园开拒法会。蔡元培、马君武、邹容、吴敬恒、叶瀚、龙泽厚、朱德甫、梁啸庵、钱宝仁等先后发表演说,指出“外兵干预为中国亡国之原,两粤沦亡为全局糜乱之始”,议决先成立一会,“专以阻止外人干涉为目的”。(注:同上书第524页、531页、567页。) 随着上海社会认同和整合的加强,“上海人”意识成为上海社会明晰可见的观念。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明确地提出了“上海人”的概念:“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耀,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上海形势?”(注: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在这篇社论中,上海优越论和作为上海人的自豪感成为归属的中心,外地旅沪人士认同于上海人,也就是认同于上海的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明和开风气之先的意识。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优点是作为移民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创造的成果,他们认同于上海和上海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同自己。到1905年,这种对上海和上海人的骄傲与自豪意识成为抵制美货运动的肇始之功,而使这种意识达到高峰。 1904年《中美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即将满期,在广大旅美华侨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照会美驻华公使康格,一俟条约满期,“立即停止,不再展期”。(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第6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7月。)美国方面只同意对旧约在文句上略作更动,而基本内容一仍旧约。对此上海新闻媒体不断向各界传播有关续订华工禁约的消息。1905年5月5日,《时报》发表评论文章,一旦清政府退让,按美方意志签成新约,势必“辱国病商,损我甚巨”,“深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所以对付之”。5月10日, 各帮绅商在商务总会讨论美禁华工,总理曾铸斥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会议议决,以沪商会曾铸名义电请清外务部,坚拒签约,不用美货;并请商部以及南北洋大臣电部抗拒,又遍电全国二十一埠。会议提议,“以二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前例删改,而强我续约”,“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注:《近代上海大事记》第595页。)随后,广东寓沪绅董、福建寓沪绅商、公忠演说会、中华教育协会、清心书院师生纷纷制定措施发表通电,抵制美国禁约。二月期满,抵制美货进入高潮,7月19日,沪学会、学界、商界、 工商所派代表一千四百人在务本女塾召开会议,讨论实行抵制美货办法,议决即日起不用美货,并由商务总会致电清外务部、商部以及各埠商会,一致行动。20日商务总会召开各帮商董会议,与会者自行签名不订美货,并分别致电全国三十五个商埠,共同抵制。22日,商务总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铁业、机器业、洋布业、洋广五金业、面粉业、水油业以及木业等七大行业巨商签押不进美货,不买美货。到9月份抵制美约趋于平息。 李平书对1905年抵制美约事件作了如下评述:“吾论过去之上海以光绪三十年甲辰为界画,盖有贞下起元之望焉。甲辰以前民智不可谓不开,而以云国家思想、地方思想、政治思想,则茫乎其未之闻,自乙巳美约事起,国民资格骤然进步,当此之时如长夜酣睡,闻晓钟一声人皆唤起,而钟声之发实自上海。”(注:《上海县续志》第十二卷《录邑人李钟珏论上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