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以及1871年上海、伦敦间海底电线的敷设，使贸易周转的时间大大缩短，从而贸易上的金融周转，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电讯交通的建立和贸易方式的变化，外国在华银行资金的运用，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贸易上对呆滞资金的需要，大大地缩减了，而资金拨汇的灵活性则大大增加了。这就给外国银行运用资金以操纵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很优越的条件。
    另一方面，随着电讯交通的建立，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也紧随着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而跳动了。孤立地从上海的外国银行看，他们似乎不如从前隔离世界金融中心那样得以自由地操纵上海金融市场。事实上则正相反。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伦敦主脑才真正对上海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的控制”。总行董事和分行经理的眼睛，同时注视着中国市场的变化，及时制定出适应市场变化的措施。这无疑会加强控制的完整和严密性。
    关于世界银价的变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出现了长期巨幅度下降的现象。原因主要是白银产量的增加，而银本位国家转向金本位，则同时是白银价格下降的原因和后果。
    受世界银价的影响，中国银两的汇价，也随之出现下降的现象。从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则愈演愈烈。1890-1895年中英之间的汇价，从每两4先令9便士直线下跌到2先令11便士，五年之中，下降了将近40%（35），这是前所未有的。整个19世纪90年代，银两汇价都停留在这样一个低水平上。
    汇价下跌直接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它使外国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日益居于主宰者的地位。90年代在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方面出现的所谓预订制度（Indent System），就是外国银行这种地位变易的具体体现。
    所谓预订制度，是指货款在订货之时即予以结算，而不是在交货时才进行结算。商人们在订货的时候，就和银行议定一个固定的汇率，货物成交以后，不管汇率怎样波动，仍按原定汇率计算货款。在直观上，这是进出口商人把汇兑的风险转移于汇兑银行的一种制度。它保证进出口商人在汇率发生波动时能获得固定的本国通货，避免由于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意外损失。
    单纯从一笔交易看，银行的确承担了汇兑上的风险。但是，从银行的总体经营看，它又无什么风险可言。在大量的汇兑交易中，银行总是能够“通过买进和卖出同样数额的汇票以保护自己。因此，无论汇率如何变化，这项业务在一方面的损失总是可以被另一方面的相应获利所抵销”（36）。“机灵的汇兑银行家，总是有办法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的（37）。
    不仅如此，这种场合的出现，实际上为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才一步一步地被外国银行掌握。“汇兑银行家”不仅有办法保卫自己，而且正好通过预订制度更有效地操纵外汇行市。因为“银行的牌价总是根据银元涨落的趋势来规定的”（38），而这个涨落的信息，现在除了“汇兑银行家”以外，谁也没有办法预先知道（39）。“一切看外国银行的牌价”（40），这个日子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进入20世纪以后，外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控制力度的发挥，又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中国财政的控制。
    还在本世纪初叶，美国的一位资深驻华商务代表就针对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上的能量，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它的力量之所来自，首先在于它是一个本地的机构。它的总部就设在香港而不是伦敦。它的董事会也设在当地，对于中国银行业务的细节了如指掌，从而对影响利益的方方面面，都能获得及时的情报，作出迅速的判断，采取行动。银行拥有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它的股票，广泛分配于有产的英国人和中国实业公众之间，因此在中国的商界中，拥有大量的顾客。这些人在金融方面关心它的成功，从而也自然为它的生意作出了贡献。第三，通过在英国金融界中的有力地位，它已被英国金融利益的有关方面看作是在涉及对华贷款和其它金融交易融通方面理所当然的代表。结果，这家银行就成了作为英国贷款抵押的一些中国铁路资金的存放银行。此外，由于英国在掌握中国海关和盐务行政中的主导地位，这家银行也就成了一部分关税和盐税的存放银行。所有这些存款平均每年余额达到1000万两白银，其中有一部分供银行白用，一文利息也不付。由于它长期处在这样一个有力的地位，这家银行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汇市场中影响对外贸易的白银汇率的独裁者”（41）。
    这一段针对英国银行的议论，难免带有美国人的感情。但文中第三点指出20世纪以后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一系列新的特权，指出它“已成为中国外汇市场”的“独裁者”，却是合乎事实的。
    实际上，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独裁者”的角色，已非汇丰一家独占。40年代初出版的一部西方有关中国银行和金融的著作写道：20世纪初“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在这个领域中唯一的国际机构。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国外汇款的划拨，海关税款和政府债款的经理，所有这些，都是经它们之手进行的。因此，作为一个集团，外国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享有实际垄断的地位”。“这些外汇交易周转数额之大，在某些场合中，直足以构成银行利润的唯一重要来源”。这就是说，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了变化。不仅如此，“作为国际机构的外国银行，从这一地位中又得到其他的利益。它们是在治外法权的体制中进行运作的。这一法权使得它们免于中国当局的管辖和干预，而它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银行条例，又不会严格地予以履行。结果是它们享受着一种最最非同一般的独立地位。”“只要治外法权继续被承认，只要外国社会公众在中国实业界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外国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中，就必然扮演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42）。这就是说新的经济条件的运用，得到了政治条件的充分保证。正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增强了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力度。
    由此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前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独裁者”，已非一家银行（例如汇丰银行）独占。在金融市场上实际享有的垄断地位，已经转移到多国银行组合的“集团”手中。新的形势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组织格局，这就是多国银行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