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美国。在英、德、法三国银行团组成之际，美国积极要求加入，将三国银行团变为了四国银行团。其后美国又积极拉俄、日进来，将四国扩大为六国。然而在六国银行团几经波折才获得一笔善后大借款之际，美国却一反常态，主动要求退出，六国变成五国。其后，在五国银行团的活动实际陷于停顿之时，美国又出面积极组织美、英、法、日的新四国银行团，而成立之后，却又一事无成。美国出面撮合新四国银行团的代表拉门德（T.W.Lamont）就曾表白说：“不要自己吃不上，也不让人家吃”（72）。这似乎是表示美国的慷慨与无私。而先前主张退出六国银行团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更是显示出美国“维护”中国主权的“高尚原则”，认为善后大借款“近乎损害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因为“借款条件不仅包括以特种捐税作为抵押，其中有些是陈旧的和苛重的，而且包括由外国代理人来管理这些捐税的行政”（73）。然而，尽人皆知，美国当初之拉拢俄、日，是企图利用银行团来捆住他们的手脚，打破他们在东北的垄断，以加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但是，事与愿违，俄国参加银行团以后，反而利用法国在银行团的巨大影响，操纵银行团的动向，使美国利用银行团作为扩大在华势力工具的企图成为泡影。应该说这是美国之所以进退的主要考虑所在。至于美国后来又为筹组新四国银行团卖力，标榜“不要自己吃不上，也不让人家吃”，那正好说明原来美国是要首先“自己吃得上”。这一点，英国银行团代表阿迪斯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捅了出来：美国的目的是“主宰银行团”（74），一针见血。
    其次是沙俄。在六国银行团中，沙俄是美国要加以钳制的对象。反过来，美国也被沙俄看作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对手。美国宣布退出善后借款交涉被认为是“沙俄终于实现了将美国排挤出银行团的夙愿”。事实上，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权利的沙俄，在参加六国银行团的全过程中，一直是心怀二意。它一方面想参加银行团，让银行团为己所用；一方面又想拆散银行团，另起炉灶。它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C.д。CaЗaHOB）在六国银行团成立之际说：“我们有道胜银行辛迪加作为在华奉行独立金融政策的工具，可以利用这一工具要挟银行团”。然而在此之前，它却一再企图拆散原有的四国银行团，先是分别组织俄、日、法和美、德、英两个集团，划分投资范围，后是组织一个由俄国占优势的银行团，与四国银行团平分秋色。所有这些计划，目的都在于瓦解以美、英为主体的四国银行团。它极力动员法国退出四国银行团，认为“通过使法国财团退出四国辛迪加的途径搞垮这个辛迪加，是完全符合我国利益的，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当它参加了六国银行团之后，对银行团的活动，又处处加以阻挠。六国银行团的唯一巨额借款--1912年的善后大借款，在最后一分钟，仍然受到沙俄的梗阻。因为它坚持“善后借款条件，不应包括任何损害俄国在北满、蒙古和中国西部特殊权益的内容”（75）。事实上，“所有六国银行团的贷款，都给俄国代表郭业尔卡住了，理由统统是俄国不能参与那种用来作为反对俄国的军事准备的贷款”（76）。拆台与阻挠并举，这里何尝有半点和谐协作的影子。
    阴一套、阳一套，对日本也是适用的。在对待新四国银行团的问题上，它玩的就是典型的两手把戏。
    在这个问题上，反应最强烈的是日本的对手英国和美国。1919年7月，当新四国银行团提上议事日程之时，一位常驻北京的英国权威人士透露：“日本在欧洲的代表向各国宣布亟愿参加新银行团，然而在北京，他们却运用全部的影响力量阻止银行团的建立”（77）。1920年2月，北京的美国花旗银行作出了同样的反应。它的经理给总行的电报中说：“日本人正在玩弄一个极为‘巧妙’的花招”。他们“在纽约同意每一件事”，“而把阻挠的花招搬到这里来了”。它参加新四国银行团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没有和其他银行团商量、没有就拟议中的借款和中国政府取得任何协议，也没有对借款规定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向北洋政府提供一笔900万日元的垫款（78）。所有这些，对其他三国、特别是对英、美两国而言，既是两面三刀，又是独行其是。
    以银行团领袖自居的英国，也有两面心态。在新四国银行团成立之时，它的首席代表汇丰银行的阿迪斯在公开的场合中冠冕堂皇地说：“如果有人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阐明新银行团的建立原则，我应该说，它是用在华的国际合作取代国际竞争”（79）。然而在私下的秘密谈话中，他吐露真情说：“扯淡，我们银行的合法业务，要受那五家敌对银行的否决”（80）！简简单单一句话，揭示了多国银行团内部之间的深刻矛盾。
    受俄国拉拢以对付美国的法国银行团，它的眼睛又同时盯住英国的一举一动。当1915年北洋政府举办民四内国公债时，由于条例中规定委托外国银行参加公债的偿本付息，而受委托者实际上由汇丰一行承担（81），这就触动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神经。法国驻华公使立即向北洋政府提出质询，抗议英国汇丰银行的单独行动，破坏了六国银行团内部机会均等的协议。经过许多口舌，才平息了这一场争执。但它却暴露了多国银行团内部各国之间勾心斗角的严重程度。原来是以外债为争夺的中心，现在连内债也不放过了。
    对多国银行团的作用，西方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它是“列强自我约束的一种设计，它不再剥削中国，相反，它把对中国借款的提供加以合理化”。因此，鼓励各国银行集团的合作，以“控制中国的借款”，可以减少中国主权遭受侵犯的危险”，保护她免于政治完整受到威胁的压力”（82）。另一种认为银行团的成立，使得中国“不得不接受灾难性的借款，而所有的好处，都为外国竞争者席卷而去”。银行团“已经把中国推到毁灭的边缘”（83）。当然，也流行一种折衷的看法，即一方面认为银行团所承袭的，是“外国在一个世纪的剥削期间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总的名声”，另一方面，又认为银行团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开放和完整，它为“加强中国的财政状况”作出了自己的成就（84）。不管他们之间的看法差异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承认银行团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力量，都是由于在它们的身后，有各自本国政府的支持。“它在各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85）。也就是说，在多国银行团的活动中，终究是“血浓于水”的。多国银行团是一个经济性很强的组合，但它的政治性又远在经济性之上。经济与政治的统一，决定了多国银行团的“血浓于水”的个性。“新银行团公开地依仗参与其中的本国政府。因此，任何施加于中国的控制，不管是出于合法的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也不管它怎样符合正常的银行活动准则，在它的后面，总是有列强权威的存在。正由于此，它总是带着政治色彩的”（86）。在这一点上，新四国银行团的主角、汇丰银行的首脑阿迪斯一语中的；“金融和政治不能分家”。这也许是一个能够取得人们共识的结论。“银行团是欧洲外交的有效武器”（87）。对新四国银行团如此，对所有的多国银行团而言，亦复如此。对欧洲国家如此，对美国、日本这些非欧洲国家而言，同样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