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敌后战场的形成时间和标志问题。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曾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以前的党史、革命史和军史都沿习了这种看法，认为八路军出师就是敌后战场的开端。1987年发表在《史学月刊》第3 期上刘庭华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和发表在《军事史林》第3 期陈文渊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这个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抗日一开始，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两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从1938年秋后算起”。何理在《敌后抗日战场研究述评》一文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一方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向华北挺进主要任务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战略方向是明确的。而且当时八路军的进军方向和国民党军队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国民党军队是内线的防御作战，基本上是敌进彼退；八路军基本上是外线的、是进攻的，是逆日军进军方向而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把八路军向华北挺进，视为敌后抗日战场的开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在实际上，华北是在太原失陷以后，三大主力师分别向三个（应为四个，加晋西南-引者注）战略区实行战略展开，建立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三个基本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战场才初具规模。在江南，则应以1938年，新四军向苏南敌后进军，创立抗日根据地作为华中敌后战场的开端。而且，即使在这时，敌后我军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在很多情况下仍处于比较多的交错状态，所以，真正形成互相独立的两个战场则是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上述观点是既承认了传统观点的部分合理性，又赞成把两个战场真正形成的时间提到相持阶段到来以后。
    这几年出版的中共党史、革命史和战史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历史实际情况， 把两个战场的正式形成时间确定为相持阶段到来以后， 即1939年初。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一书，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形成的标志问题。该书指出敌后战场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且华北、华中和华南三个地区敌后战场的出现时间也不一致。从八路军出师华北，到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四路展开在山西周围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4 月八路军深入冀鲁豫平原建立平原根据地，再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战略方针，八路军三师主力挺进山东、冀中、冀南和冀鲁豫，这样在1939年初“华北解放区战场在斗争中形成”。华中敌后战场创建则从1938年4、5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创建茅山根据地，到1939年上半年第三纵队在皖南反“扫荡”的胜利，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开辟津浦路东西根据地以及新四军江南部队北上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华中战场初步形成”。“1939年春季以后，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日益活跃”。 这样， “到1939年春，广阔的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其主要标志是：从陕甘宁到华北和华中广大敌后地区以及敌远后方的东北地区，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与人民密切结合、对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的人民军队；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亦即人民战争路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与中共地方组织共同努力，在华北、华中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边、晋西南、冀中、冀南、冀鲁豫边、鲁西、鲁中、胶东、豫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对日作战的广阔战场，很好地担负起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
    （三）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都有论述。但由于前30年我们对正面战场多采取否定态度，因而很少提到它。这些年，随着对正面战场问题研究的加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问题便成为史学界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史学界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的专著也涉及到它。
    多数论文和著作中，都一致肯定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两个战场，除有其对立一面外，还有其互相依存、互相协同、相互配合的一面，两者对立统一不可分割。军博的《关于宣传全民抗日战争探讨》文章指出：“研究和宣传抗日战争，应从全局的角度，把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统一起来进行观察，说明其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没有敌后战场，日本就可能抽出几十万机动兵力向正面战场进攻，正面战场将难以坚持；没有正面战场，敌人将其全部兵力压向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也将难以承受。所以，两个战场都很重要，在战略上互相协同，构成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其主次关系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不是固定不变的。”徐焰的《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及其相互关系》文章指出：“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尽管在两个相互独立的战场抗战，并且双方一直有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但这种斗争还始终局限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由于中日始终是主要矛盾，两个战场各自的主要任务也都是对日作战，因此，两个战场（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互为依存关系，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付吉庆的《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文章指出：“抗日战争所形成的正面与敌后的两个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的成功体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特点，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两个战场对抗日战争进程和结局，乃至战后中国政局中国前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何理的《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文章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相关联的组成部分。其总体关系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策应，基本上是战略方面的，但是也有战役、战斗上的协同。抗日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两个战场及其关系状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他具体指出：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军队合作关系最好，既有战略统一行动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直接支援，有八路军配属友军进行作战，也有友军配属八路军行动”。中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空间上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处于脱离的地位，已经基本不可能再进行战役作战上的直接配合了”，“因此这时两个战场主要是战略上的互相配合支援”。“抗战后期的两个战场的关系也由主动变得比较被动，基本上是一种战略策应，掩护的关系，在具体战役过程中就难得配合了”。
    这些文章和著作在论述到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关系时，也谈到两个战场间的区别。魏宏运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文章中指出：“两个战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各自的不同形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指出：“两个战场执行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因而，产生的结果及各自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