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两种：一种答案是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后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其主要理由是“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抗战正面战场”（马振犊著：《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意见显然失之偏颇，根据不够充分，没有看到抗日战争中中国两个战场的发生变化情况。另一种答案是两个战场的“主次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的，不是固定不变”。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由于日本把主要打击方向对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敌后战场尚在形成过程，还不为日本重视，故正面战场便是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的形成，随着日军将打击的目标转向敌后游击战和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消极，敌后战场便逐步成了主要战场。这种答案符合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变化发展情况。
    但究竟什么时候敌后战场成为主要战场，意见不完全一致，出现了新的争论。叶剑英说：“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主要战场。”这是个笼统的说法。学者们对此作具体研究，提出两种具体时间。一种认定这个具体时间是在1939年底；一种认定这个具体时间在1943年解放区局部反攻开始。这两种意见都是根据两个战场作战的次数、歼敌数字以及产生的影响来论证，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哪种意见正确还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敌后国民党军队问题。论者都承认敌后战场确实存在国民党军队，并且认为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的数目不在少数，最多时曾达到五、六十万人之多。但大多数论者不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也开辟了同正面战场并存的游击战场”，其范围分布在从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各地，“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而且这个战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理由是这个观点与历史实际不符合。首先，持这种观点者对敌后国民党军队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敌后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一部分是正面战场防御战失败后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国民党在1938年后再派遣到敌后的。在敌后这些国民党军队中，不乏真正抗日爱国之士，如吕正操、范筑先、续范亭等。但这一部分军队的绝大多数很快与八路军结合，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性质发生变化。其余部队中则有不少自立旗帜，坐地为王，或者各占一方，搞政治军事投机，抢地盘，残害百姓。其次，他忽略了国民党重派大批军队到敌后的真正目的，主要是为了限制共产党发展和同共产党争地盘，而不是真正要抗日。再次，敌后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组织涣散，缺乏统一指挥，缺乏纪律，不熟悉游击战术，常常自相火并。正如魏宏运在他前边的文章中说：“但这并不是说，任何军队都会打游击。许多国民党的游击队司令并不懂游击战术，其军队也没打过游击。今天研究这一历史，不能仅根据字面去理解。”最后，这些国民党军队的结局是：大部分后来公开投敌当了伪军；一部因顽固坚持反共被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消灭掉；还有一部分在敌后站不住脚撤回国统区。实际到1943年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大部分不复存在，只有少数部队维持到抗战胜利。所以，对这部分国民党军队的作用估计太高是不合历史实际的。
    （五）关于国共两党在敌后的“摩擦”问题。
    建国后前30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和党史著作，大都忽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在某些方面过分强调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不适当地夸大了敌后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近几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和著作，在涉及到此问题时，都较为正确论述了这一问题，把“摩擦”、反“摩擦”斗争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也产生另一方面不正确的看法，即站在纯客观立场来谈论“摩擦”和反“摩擦”斗争，认为国共两党都对“摩擦”负有责任，讲到“摩擦”斗争的原因时缺乏阶级的分析，就事论事。还有对“摩擦”斗争的意义缺乏深刻分析，只看到它的消极方面，看不到它积极方面，等等。当然绝大多数的论著都是正确回答了这一问题，多方面分析了两党“摩擦”产生的原因，特别指出其阶级根源。
    《砥柱中流》一书就认为国共两党间“摩擦”斗争有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关于历史根源，该书提出要从中日关系的国际历史背景和国共关系的历史渊源两方面看。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列强势力瓜分政策与绥靖政策的支持、纵容下，一直奉行着蚕食和最后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共两党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态度是泾渭分明的。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溶共、灭共之心不死。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诱降，一方面把进攻重点转向解放区战场；而蒋介石集团一方面继续抗日，一方面又企图妥协谋和，并实行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这样，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当局在反共这个交叉点上便找到共同语言”。第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破裂后，蒋介石又倾尽全力举行了将近十年的“剿共”内战。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样一个经历了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尽管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两党在抗战初期也有过良好的合作，但为时不久，国民党就在五届五中全会上重新确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因此，两党长期内战积下的宿怨和形成的鸿沟，是产生‘摩擦’的的国内历史根源”。
    该书作者分析阶级根源时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始终把握住阶级斗争应服从于民族斗争这一总方针，为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作出了重大努力。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为了抗日，它要联共；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它又要反共。所以，国共两党的“摩擦”斗争，“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处理国共关系上，共产党对顽固派进行必要的斗争，目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尽量延长两党合作时间以共同对敌，而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和一部分最坚决的顽固派往往把反共放在第一位，目的是为了瓦解共产党。双方斗争的目的不同，就决定了国共两党‘摩擦’的不可避免和长期性”。这是第一。第二，两党的矛盾，还表现在抗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特别在抗战后期，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日益突出起来。在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但就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而言，它又有阶段性；阶级矛盾在抗战中处于次要地位，但斗争是长期的，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必须在抗战结束后大大激化起来。“因而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实质上是争夺决定国家的领导权的斗争。抗战时期中共进行的反‘摩擦’斗争也就是民族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的民主革命’”。第三，这个“摩擦”程度如何，又与当权的国民党决策者的政治立场有密切关系，多年来掌握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在外敌入侵，国难深重之时，摆不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二者的主次关系，对国共“摩擦”加剧具有深刻影响。该书也承认在反顽斗争中违反中共方针的“左”的倾向。如未能坚持自卫原则，不注意区别对待，对一些奉命反共态度并不坚决的不去争取，也是“摩擦”加剧的原因。但是这只是“局部地区的个别情况”，并且中共中央一直反对，不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