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理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一文中，除对“摩擦”的根源作了分析外，还论述了“摩擦”的性质和意义。他认为武装“摩擦”是抗日战争中的特殊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不同抗战方针和抗战路线。再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说，抗日战争又是国共两党实现其关于中国改造纲领的重要阶段。两党的“抗战建国纲领”，除在“抗战”问题上的分歧外，在“建国”问题上则更加大相径庭，它反映国共两党在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该文强调指出：无可否认，国共摩擦给抗日战争带来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是，国共摩擦，包括公开剧烈的武装冲突，都是被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区范围之内的，表现出明显的暂时性和局部性，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全国抗战的全局。他还具体指出：首先，摩擦的产生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限制。共同抗战使经过十年战争的两党又重新走到一起，但是并没有消除长期独立的阴影。国共两党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贯穿抗日战争的始终。造成摩擦的根源是消极的、自私偏狭党派成见和党派利益。这种摩擦事件影响了国共合作抗战，分散了全国团结对敌的力量，有时也为敌所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冲破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各派政治力量的限制，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和人民战争路线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正确的反摩擦政策，恐怕就不会有广大敌后根据地的存在。因此，摩擦问题不应排除在两个战场的关系之外，而应视为整体民族战争的题中应有之意；它对全国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不完全是消极的，而是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其次，摩擦是与反对国内的妥协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曾经讲过，投降必须反共，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有人不以这个论断为然，认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该文就此问题说，1938年、1940年德国的两次“调停”，1939年英国对中日关系的“斡旋”，以及1940年日本进行的“桐工作”和各种“诱降活动”，其内容实质绝对不是把中国抗日战争引向完全胜利，而是令其半途而废。由于蒋介石对此保持了有条件的接触和讨价还价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抗战危机，而且这些活动大都是与当时国内的反共高潮紧密相连的。共产党和其他抗日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及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通敌反共，正是民族革命的正义之声。再次，何文也从“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说明摩擦的原因。他说：“对国民党地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它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战争中两个不同的战场，也是一个国家中的两种不同的战场，也是一个国家中的两种不同的性质的社会。因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国民党不承认的‘取消’地位，所以也成为引起摩擦的重要问题之一。共产党如果真的像希望的那样把自身的活动只限于抗日，而且把‘抗战’和其它社会改革任务隔离起来，也就背弃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才真是向国民党‘输诚’‘投降’了。而且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抗日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具有完成不同的性质和传统，离开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军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生存、发展条件”。“共产党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根据地的地位，一方面是要其承认敌后军民对抗战贡献，同时也要求承认敌后根据地所实行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的进步意义。国共两党关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摩擦和争论，其社会意义已超过抗日战争本身的范围，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的根本问题”。“敌后军民的反摩擦斗争从更广泛的社会含义上就是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
    （六）敌后战场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也有两种：一种认为敌后战场有战略反攻阶段；另一种认为敌后战场没有战略反攻阶段。在第一种意见中，对战略反攻的起点问题，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起点是1943年秋解放区转入局部反攻；一种认为是1945年8月以后。 认为敌后战场有战略反攻的代表文章和著作是贺新城的《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论文和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等著作；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文章是王桧林的《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论文。
    王桧林关于敌后战场没有战略反攻阶段的结论，是从中共对抗日战争的战略规定和实际战争历程两方面考察得出来的。他说战略反攻阶段何时到来，要看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变化，即变化到大体上我强敌弱的时候。他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下面一段话来为他的论点作证：“在这个时期内（按：指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劣势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同时他列举大量材料证明：“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不论是整个抗日战争，还是解放区战场，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并没有改变，战略反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而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也就没有到来”。“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作战，在性质上不是战略反攻，而是战役的战斗的进攻。”接着他又说：“日本投降后，解放区战场确有大规模的反攻作战的事实”，但“这种大反攻是拒降与受降之战”。“八路军同日军的受降之战，实际上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将此说成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似乎不太恰当”。
    贺新城文章和王淇的著作是从以下几方面反驳上述论断的。第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性质。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予以科学正确的评价，必须与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相联系才讲得清楚。1943年，从总的情况来看，德、日都丧失主动。日本在国外的兵力分为伪满州国以及朝鲜、中国战场和太平洋3大块，使它左支右绌，多方应付， 很快陷入被动。分析敌我优劣形势，应把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系起来考察。第二，中国战场具备了战略反攻条件。贺新城认为，“毫无疑问，力量对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直至日本投降为止，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始终处于劣势，然而这并不代表全部”。他也引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段话来证明他的论断。简单地断定“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的看法，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他接着也列举事实说：“中国后期抗战的战略反攻，尤其局部战略反攻，就是在盟国的力量已占优势，中国战场的敌强我弱已具相对性，甚至在局部地区已具优势（如滇西、缅北）的情况下发生的。”该文作者还从中国敌后战场民心、士气和战争指导等在内的精神条件的优势，有利的战略态势等方面说明战略反攻条件已成熟。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一书，肯定了上述论断。他认为解放区具有反攻阶段，主要表现在：1.在敌我力量强弱的变化上，有明显的反攻形势；2.解放区抗日军民具有积极的反攻行动；3.收复失地和歼灭敌人，有良好的战绩。但他又认为这个战略反攻阶段的时间，应从1945年8 月上旬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地区向日军宣战开始。且认为这是中国敌后战略反攻的一个特点。1944年解放区战场的反攻是局部性的反攻，不具有全局的性质。贺新城在这一点却认为局部战略反攻的实施标志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他说：“综观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的战略反攻，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由局部战略反攻到全面战略反攻全过程，一蹴而就，由防御立即转入全面反攻的事例根本不存在。”这些意见可以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各有道理。
    此外，争论的问题还有对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的评价问题、敌后战场与敌后根据地的问题等。因这些问题许多评述文章都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