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对人们的教训与反思。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历史伟绩，但它没有能够触及封建主义制度与思想体系。因而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窃取政权，建立了军阀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名存实亡。人们惊呼：“民权之旁落”！“今昔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仍倍于畴昔之君主……则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 264 、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从文化思想来看，辛亥革命后宣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人们却缺乏实行民主共和的充分思想准备；人们思想的主流仍是原来的传统思想，即除“膜拜释、耶、孔子以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使命也；风经诂典而外，不复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在这种“尊重史乘， 崇奉圣哲之心既笃”（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的思想状态下，一些“忧乱思治之切者，骇纤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 247页。）。有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的。李大钊当时就指出：“其民过崇圣智厚赖英雄之性，其即引盗入室之媒欤。”（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 181、247页。）袁世凯等新专制主义者正是利用这种国民心理窃取国权。因此，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摆在历史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发动一场批儒的思想教育运动，以清除“吾民脑中之‘神武人物’”，克服“一般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 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并将“伏于其脑之‘神武人物’，一一尽，绝其根株而肃清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对此陈独秀谈得更为明确， 他提出要从思想上“洗刷”帝制思想。从认为我们中国人由于受长期帝制思想的影响，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95页。）。袁世凯复辟帝制正是“利用”这种“倾向专制的旧思想”。因此他认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96页。）。他又进一步分析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所以他高呼：“袁世凯未死！袁世凯复活！”（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9～240 页。）人们要防“袁世凯二世”继出，必须努力去挖掉制造专制帝王之“根”，这便兴起了五四新文化批孔运动。
    （三）袁世凯尊孔复辟是诱发五四运动批孔的直接原因。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就利用人们还崇拜孔孟与英雄人物的心理，大兴尊孔复古以准备复辟帝制。1912年9月， 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宣称孔孟之道为“中华立国”之“大经”。1913年6月， 又发布《尊孔祀孔令》，10月定孔教为国教， 并载入宪法草案。 随后于1914年9月，便演出了一场臭名昭著的祀孔闹剧， 并接着按封建帝王礼仪登天坛祭天，进行复辟帝制的演习。1915年底，袁世凯公然宣布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但袁世凯尊孔复辟不久就被愤怒的全国人民所粉粹。然而新专制主义者的尊孔复辟阴魂不散，1917年7 月武夫督军张勋又在北京发动政变，拥戴清废帝溥仪为皇帝，并宣告要维护“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然而这一尊孔复辟丑剧失败得更惨，只闹腾了12天即夭折。政界尊孔复辟失败后，汤化龙便在教育界继续鼓吹尊孔读经，以教育部名义通令全国学校“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并开展各种尊孔祀孔活动，把教育推向了前朝“尊孔忠君”的轨道上去。继之，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保守文人也在全国组织“孔教会”，极力鼓吹孔教救国论、立孔学为孔教论、定孔教为国教论，掀起了尊孔复古的新高潮，使历史进入了民国以来的最黑暗的时期（注：参见拙文《儒学与民国政治》，《文史哲》1995年第3期。）。
    这种自袁世凯以来的尊孔复古风频频发生、屡败不止的现象，说明尊孔还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并极易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暴露了新专制主义者尊孔为复辟，复辟必尊孔的丑恶政治面目；这从政治上教育了全国人民，逐步认清了新专制主义者尊孔的罪恶目的、传统儒学与封建主义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及传统儒学被反动统治者利用以谋取私利的消极作用。就在上述袁世凯等利用尊孔复辟以把中国人民再次投入封建帝国深渊的危机关头，在人民群众逐渐觉醒的基础上，才掀起了一次空前规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孟之道并揭露利用孔孟之道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