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非难五四批孔者多指责五四批孔是全部否定、一棍子打死。其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五四批孔有没有缺点?当然有!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的轰轰烈烈的伟大群众运动,如果说没有缺点,那是不可能的。但这缺点,一不影响五四批孔主流的正确与伟大;二要对这些缺点作具体分析,不可以偏概全。 (一)怎样看五四批孔“过激” 五四批孔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过激”情况表现不同。一种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批孔的旗手,批孔最积极,也最深刻,但也有某些“过激”之处。一种是以吴虞、钱玄同为代表,属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他们批孔很激烈,也很偏激,他们是五四批孔偏激者的代表。再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也批孔,但较多强调要全盘西化。 陈独秀、李大钊的批孔虽很尖锐,但据大量文献证明,他们在批孔中仍想尽量对孔子儒学作出较全面的评价,肯定其历史地位。如陈独秀指出:如说“孔学优点, 仆未尝不服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65页。), 批孔“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81页。),甚至也“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28页。),并肯定孔子学说在当时社会,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丝毫疑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79页。)他又说:“孔子精华,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日,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09页。)可见,陈独秀在“非孔”中也尽量避免其片面性与偏激情绪,并以上述对孔子的正面评价来排拒社会上尊孔者对他的非难。为此,陈独秀还批评在“非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理性极端言论。如他在与一论者关于道德问题的通信中指出:“尊论旧道德不适今世,愚所赞同。惟将道德本身根本否认之愚所不敢苟同者也。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而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然谓今日之社会,无需道德,道德乃野蛮半开化时之名词,而非文明大进时代之所有物,诚愚所不解。”(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77页。)同时他也不赞成钱玄同废除汉文的荒谬主张。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陈独秀的头脑是清醒的。 李大钊对孔子儒学的评伦就更接近于全面与事实求是。他称孔子是“一代哲人”,“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以孔子为吾国过去之一伟人而敬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并肯定“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孔子在当时也不能不为其政治制度而“立说”,孔子学说是时代的产物,打上时代的烙印是必然的。再者,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今天的是非为标准。因“理之创于古者不必其宜于今也,法之适于前者不必其合于后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因此,孔子儒学在他那个时代不一定不是真理。据此,李大钊的态度是:“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 262、246、175、201、181、247页。)他还认为,孔子思想中也有精华,对“孔子固有之精华,将无由以发扬光大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他肯定孔子思想中有“精华”、有“真理”,而且要“发扬光大”,这些思想在当时提出来都是很可贵的。李大钊本人在五四批孔中,也不忘发扬儒学的优秀部分,如1916年他提出:“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当然不可否认,陈独秀、李大钊在批孔中也有某些偏激地方。如陈独秀提出:孔教于今日有害,“吾人当悍然废弃之”(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90页。)。李大钊也说:过去之历史,是“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 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 、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要“一举而摧焚之”,“一举而沦葬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陈独秀、胡适在对中西文化评价上也很偏激:西学好就完全好,中学坏就完全坏,主张“欧化”或全盘西化,是比较典型的形式主义。 在批孔中表现最偏激的是吴虞、钱玄同等人。如吴虞说:“盗丘之遗祸及万世”(注:《五四运动文选》第88页。)。又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人肉来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人,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注:《五四运动文选》第145页。)关于礼教“吃人”,鲁迅讲过。 他在《狂人日记》中谈“仁义道德”“吃人”。吴虞就是把鲁迅的话加以引伸写成《吃人与礼教》一文,陈独秀在谈到当时社会上有的青年不满社会而自杀时也说:“忠节大义的思想能够杀人”(注:《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66页。)。对此,非难五四批孔者曾讥讽反问道:礼教怎么会“吃人”?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说礼教“吃人”有点偏激,但又不完全是偏激。难道哪些遍布祖国各地的贞节牌坊不是被礼教“吃”掉的无罪女子的标志吗?又有多少青少年摆脱不了礼教的束缚而走上自杀之路?况且,在此“吃人”一语,鲁迅是用杂文笔法,是一种艺术语言,大可不必用科学语言的标准去挑剔它。 偏激得出奇是淮山逸民以旧道德不适于今日社会而主张完全废除道德,受到陈独秀的批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77页。)。而影响较大的是钱玄同“废汉文”、“废孔学”的主张。他说:“欲废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办法。”“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注:《五四运动文选》第124~125页。)这种过激主张,当即受到陈独秀的批评,认为这是“社会上最反对的”,也是“本志(《新青年》杂志--引者)同人多半不大赞成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43页。)。然而后来他们讨论废汉文、实行文字改革,那当是另一类可讨论的问题。 这些偏激言论或是评孔不全面,或是错误的,或是大错特错的。但如果用历史眼光看,这些“偏激”也是事出有因。任何事物都有压之愈甚反之愈烈的特点。出于对钳制思想2000余年的传统儒学的不满与怨气,有了机会一时以吐为快而怒吼出来,免不了声大气粗语急。这是不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五四批孔者在批孔中所以有时用语过急,也有他们的治重病用猛药的用意。李大钊自己也曾检讨过自己有过激言论,说“吾今持论,稍嫌过激。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陈独秀在批评钱玄同废孔学废汉文的过激主张时也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他认为钱玄同的这种激论是采用“‘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43页。),实在不高明。 (二)怎样看五四批孔“反传统” 非难五四批孔者多斥五四批孔是“反传统”,不尊重历史,中断传统。这种非难不很确当。因为中华文明传统既精深且博大,除了传统儒学外,还有道、法、墨、兵、农、名等等许多学术流派,批儒绝不能说是反掉传统。再者,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都有精华与糟粕两部分,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一样。反传统反掉了糟粕部分那只能说是件好事。况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革命,就必然要反传统。换句话说,革命本身就是反传统,即革掉糟粕传统;不让反传统,就等于不让革命。如果不要五四运动反传统,怎么会有如此轰轰烈烈的新文化思想解放运动、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反封建思想传统,就是反儒学三纲五常传统,这种反传统不是应该肯定的吗?所以关键不是五四运动是不是反传统,而要看它反掉了什么传统。如果它反掉了好传统,那就应反对、应批评、应否定;如它反掉了坏传统,那就要赞成、要支持、要肯定。五四运动不仅没有反掉好传统,相反,正是发扬了我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其中包括传统儒学的优秀思想(如忧国忧民、正义气节等),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英勇斗争的。 我们不一般反对“反传统”,而是反对“反传统主义”。“反传统主义”是对传统不作具体分析、全部否定,一棍子打死,从而走上否定历史、否定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五四运动中的某些过激言论就有此嫌疑,我们上面提到的“废孔学”、“废汉文”等主张即属此例。但这种弊端,还在五四运动进行中即受到批评,因而也没有什么市场,对整个五四运动影响不大。虽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由此引以为戒,要总结历史教训,以免在我们这个易犯偏激毛病的国家里再犯类似的错误。 (三)怎样看五四批孔与“文革批孔” 非难五四批孔者,总爱把五四批孔与“文革批孔”联系起来,并以“文革批孔”否定五四批孔。这种简单的历史类比极其有害。五四批孔与“文革批孔”,表面看似乎确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五四批孔是反封建主义革命斗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行动;而“文革批孔”则是一种政治阴谋,借“批孔”之名,行打倒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实,是反革命破坏行动。五四反传统是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而“文革”反传统是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名义下反掉科学社会主义,反掉光荣革命传统,否定一切,完全是在搞“反传统主义”、搞民族虚无主义。五四运动犯“反传统主义”毛病的只是个别人、是支流;“文革”的“反传统主义”却是主流。因此,有些影视作品的编导,不懂历史,更不懂五四批孔的历史意义,胡编乱造,把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同放在历史审判台上,是对五四运动的极大歪曲与诬蔑! 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既不能用五四批孔的历史标准要求今天仍走批孔之路;也不能以今天要重新评价孔子、继承传统儒学的优秀部分,而否定五四批孔的历史。时代变了,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既去衡量建设时期的现实,又去评判革命时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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