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这个世界的统治框架似乎与以前的波斯帝国没有太大区别，仍然实行行省制，中央和地方只不过换了主人而已。然而实际上，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流行于境内的通用希腊语和希腊式钱币之外，最触目可及的就是散布各地的希腊式城市和移民地。相对于当地广袤的原野和众多的乡村，它们犹如沙漠中的绿洲而已。由于这些新城市的主体居民是希腊—马其顿人，它们自然也就成了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据罗马史家阿庇安记载，仅塞琉古一世就建立了34个分别以他的父母、自己和王后命名的城市，其中有16个安条克(Antioch)、5个劳狄凯亚(Laodicea)、9个塞琉西亚(Seleucia)、3个阿帕米亚(Apamea)、1个斯特拉东尼凯亚(Stratonicea)。(23)另外，他还建立或重建了若干城市，以希腊、马其顿的地名而命名，或为了纪念他的胜利和亚历山大而命名。这种城市共有25个，主要分布在叙利亚、上亚细亚(upper Asia)地区、帕提亚本土，甚至远到印度、斯基泰地区，仅在帕提亚行省就有5个。(24)加上亚历山大时期和塞琉古一世之后其他国王建立的城市，这些城市当有上百个之多。(25)它们大都在后来的帕提亚帝国范围之内，即使一部分城市由于希腊—马其顿人的撤离而消失，但遗留的希腊人城市为数不少，据说至少有70个，(26)其中著名的有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苏萨的塞琉西亚(Seleucia-Eulaeus)、苏西亚那的塞琉西亚(Seleucia-Hedyphon,Susiana)、波西斯的安条克(Antioch-Persis)、马尔基亚那的安条克(Antioch-Margiana，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以东39公里)、拉盖(Rhagae，今伊朗德黑兰附近)、“里海之门”(theCaspian Gate)附近的百门城(Hecatompylos)，等等。如何对待这些希腊人城市，成了帕提亚王国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帕提亚不仅没有毁灭这些城市，反而对其加以利用，保留其自治权，而且还曾把其中一些重要城市作为王室的驻跸地或都城，如拉盖、百门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等。这几个城市的建立者或重建命名者都是塞琉古一世(约前312—前281年在位)。拉盖改名为欧罗普斯(Europus)，后来帕提亚人将其重建，命名为阿尔萨西亚(Arsacia)。(27)百门城位于帕提亚本土，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处于交通要道，周围地区的道路交汇于此。(28)塞琉西亚曾作为塞琉古王国的都城，虽然该王国后来在叙利亚另建了新都安条克，但前者仍具有东部首府的地位，是塞琉古王国东部地区行政管理的中心。这些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意味着大量希腊人不仅生活在帕提亚帝国境内，而且依然保留了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可见，塞琉古王国从东部地区的退却，并不表明希腊人的全部离去和希腊化文化影响的衰竭，帕提亚的扩张反而将自己从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带入了它的腹地。面对这个世界，刚刚脱离游牧部落文化阶段的帕提亚人，大概除了接受其政治和文化遗产之外别无选择。这与他们以塞琉古王朝的继承人身份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意图显然是吻合的。
    虽然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的真正接触始于亚历山大时期，但两个民族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经彼此知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的大军中，就有帕提亚人参与其中。(29)可能还有一位名为阿尔萨息(Arsaces,captains of the horse)的骑兵统帅在希腊阵亡。(30)此人与后来在帕提亚建国的阿尔萨息同名，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二者有无族源关系，值得考虑。公元前331年高加米拉战役时，帕提亚人站在波斯一方参战。此后，帕提亚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个行省。亚历山大先后任命帕提亚人阿明那斯皮斯(Amminaspes)、波斯人弗拉塔佛涅斯(Phataphernes)为帕提亚的总督。(31)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多次划分辖地，帕提亚的总督也几易其人，公元前321—前318年总督是一位名为菲利普(Philip)的马其顿人，其后是大将佩松(Peison)的弟弟欧达马斯(Eudamas)。两年后，帕提亚归于巴克特里亚总督管辖，但后来又分而治之。安德拉戈拉斯是塞琉古王国在帕提亚的最后一位总督，大约公元前247—前245年间宣告独立。此时塞琉古二世与其兄弟“强夺者”安条克(Antiochus Hierax,the Grabber)陷入王位之争(约前240—前236)，无力东顾。阿尔萨息乘虚而入，前238年杀死安德拉戈拉斯，并很快夺取西邻赫卡尼亚。他还与巴克特里亚的狄奥多托斯之子结盟，打败了前来征讨的塞琉古二世。(32)虽然此后帕提亚曾遭受过安条克三世的大规模讨伐(前209/208)，也一度表示作为藩属归顺，但它的崛起已成必然之势。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原来塞琉古王国的大部分领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在内，已经归帕提亚所有，其都城先迁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后来又在河对岸建立新都泰西封(Ctesiphon)，表明统治重心的东移。自此，帕提亚帝国的疆域大致确定，东抵巴克特里亚，(33)西达幼发拉底河，北到里海，南濒波斯湾，成为雄踞西亚、中亚的大帝国。(34)以后的辖地虽有所变化，但大致在此范围之内，直到公元224/226年被萨珊波斯取代。这一点从中国的记载也可看出，其中提到的安息，学界公认即帕提亚。
    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其西则条枝”。(35)“妫水”即今日之阿姆河，月氏位于妫水北，此时已经占领了原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故地。“条枝”则指塞琉古王国，应是其都城安条克城(位于叙利亚奥伦特河畔)的谐音。(36)公元前126年张骞抵达月氏、大夏，始闻安息，他所描述的应是米特里达梯一世及其继任者之时帕提亚的疆域。《汉书·西域传》反映的是公元25年前中国对安息的了解。(37)由于彼此之间已有使者来往，此时帕提亚(安息)的方位更为明确：东面是大月氏(巴克特里亚)、乌弋山离(阿拉科西亚，Arachocia)、塞斯坦(Seistan)地区，西面是条支，但原来条支的一些“小君长”已经成为帕提亚的藩属，(38)王都“番兜城”(Parthaunisa，今尼萨遗址)。(39)《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大致相同，但提到安息西部有藩属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自此“安息西界极矣”。安息的都城也移至“去洛阳二万五千里”的“和椟城”。(40)该传的资料主要来自公元1世纪至2世纪初经略西域的班超、班勇父子，塞琉古王国早已于公元前64年灭亡，此时与安息对峙于两河一线的是罗马帝国。可见，自西汉张骞之后到东汉班勇之时，安息的版图没有太大变化。(41)这与西方古典作家的记载基本一致，再次证明帕提亚人的统治区域数百年来大致都在以前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的范围之内。帕提亚人脱离塞琉古王国而独立，取其疆土而建国，但却不得不接受其遗产，即希腊人殖民城市的大量存在以及触目可及的希腊化文化。与此前的希腊—马其顿统治者一样，帕提亚人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占绝对多数的伊朗各地的部族和古老的波斯文化传统。在这种民族格局、历史遗产和文化氛围中，帕提亚人要想进行有效统治，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必须首先去蛮族化、文明化，即在一定程度上希腊化或伊朗化，消除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文化隔膜。究竟是回归波斯帝国传统，还是继承希腊化遗产，延续塞琉古王国的统治方式，成为建国之初帕提亚统治者面临的艰难抉择。事实证明，他们在恪守自己游牧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对二者兼容并包，但首先向希腊化文化表达了欣赏仰慕之情。
    二、帕提亚帝国对希腊化文化遗产的接受根据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的记载，帕提亚帝国有18个王国(省区)，分布在里海至红海之间。其中11个属于上王国或上省地区(the Upper kingdoms,the Higher provinces)，从亚美尼亚边界至里海沿岸、斯基泰人之地，其余7个属于下王国或下省(the Lower kingdoms,the Lower provinces)。(42)这些省区在历史上往往是一个地理、人文环境相对独特的民族或部族所在地。与以前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一样，帕提亚实行比较松散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体制。(43)中央政权君临天下，委派总督管理地方。他们需要的是倾心归附，而非形式上的划一。对于希腊人城市，他们采取攻心为上的特殊策略，在对方表示臣服的前提下，允许其保持原来的自治地位，甚至允许个别城市拥有铸币权。(44)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就是一个典型，它不仅可以自行铸币，而且直到塔西佗(公元56—117)时代，都保持着自治传统。城中有依据个人才能或财产选举产生的300人元老院，(45)有享有特权的所谓“人民”，二者合作管理城市。但在元老院与“人民”发生冲突时，国王往往会借机介入。(46)老普林尼记载说：塞琉西亚的人口达60万，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城市，仍然保持着马其顿人的生活方式。(47)为了与境内外的希腊人、希腊化的其他民族沟通，帕提亚人采用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48)宫廷也以说希腊语为荣。帕提亚人的民族语言是帕提亚语(Parthian)，也是官方语言之一，但很少用于书面文件。(49)它用阿拉米亚字母(Aramaic)拼写而成，即后世所称的“帕拉维语”(Pahlavi)。有学者认为，帕拉维语的出现应在帕提亚的势力扩展到伊朗之时，至少不会迟于他们占领美索不达米亚。(50)但在阿尔萨息一世的钱币上，阿拉米亚语铭文与希腊语铭文同时出现，说明帕提亚人此时已经借用阿拉米亚字母来拼写自己的民族语言。不过，直到帕提亚王朝结束，钱币铭文几乎都是纯粹的希腊语，只是到了公元1世纪之后，尤其是帕提亚统治末期，阿拉米亚语铭文才在个别钱币上再现。(51)与塞琉古王朝一样，帕提亚国王给城市的指示或命令也使用希腊语，由信使或国王的代表来传达。据《巴比伦天文日志》记载，公元前141,前125年，曾有来自国王的信件在巴比伦城的剧场向公众宣读。(52)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捷报传来之时，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斯二世(Orodes II，又名Hyrodes，前57—前38年)和亚美尼亚的国王阿塔瓦斯德斯(Artavasdes)正在一起欣赏希腊艺人演出的希腊悲剧家幼里披底斯的作品《酒神的伴侣》(The Bacchae)。这二人都熟悉希腊的语言文学，作为帕提亚藩属的亚美尼亚国王居然还用希腊语写过悲剧、演说词和历史。(53)国王瓦尔达尼斯一世(Vardanes I，公元40—47年在位)能用希腊语与来访的希腊哲学家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约公元15—100年)流利交谈，并自诩精通希腊语犹如他的本地语一样。(54)直到公元1世纪初，国王的信件仍用标准希腊语写成。(55)公元151年，帕提亚国王沃洛格塞斯四世(Vologases IV,147—191)在一座赫拉克勒斯的雕像上，用希腊语和阿拉米亚语铭文纪念他对墨塞尼(Mesene，即卡拉凯尼)的征服。(56)在杜拉·欧罗普这样的希腊人城市，希腊语的使用至少一直延续到阿尔萨息王朝统治末年。(57)帕提亚本土原来处于波斯帝国的边缘，缺乏深厚的琐罗亚斯德教背景和基础。帕提亚人信仰多神，崇尚自然力，与希腊人的宗教观念有所契合。因此，阿尔萨息王朝在面对希腊人的神祇时，能够做到来者不拒、坦诚相待。他们首先表示了对希腊神的好感。钱币上的国王持弓坐像，实际上就是从塞琉古王朝钱币上持弓的阿波罗形象转化而来。或许他们也自比阿波罗再世，认其为保护神，后来的王座也一度改成了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肚脐石”(Omphalos)。(58)他们对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尤其崇拜。他是古代伊朗艺术中唯一认可的裸体人物，其外在特征为木棒、狮子皮，这在帕提亚时期现存的雕塑中或多或少都有保留。贝希斯顿有一座赫拉克勒斯正在侧坐休息的岩刻雕像，虽然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作品，即帕提亚人占领此地之前，但它能完整保存下来，说明随后而来的帕提亚人对其接受和尊重。(59)塔西佗提到，帕提亚国王戈塔尔泽斯二世(Gotarzes II，约公元40—51年在位)曾在亚述地区的萨姆布罗斯山(Sambulos)向赫拉克勒斯献祭。(60)伊朗西南的埃兰(今胡齐斯坦省)是发现赫拉克勒斯雕像比较集中的地区，著名的有“持苹果的赫拉克勒斯”、“斜倚于长榻上的赫拉克勒斯”、“制服狮子的赫拉克勒斯”以及赫拉克勒斯的两个头像。这可能与公元前3世纪驻守于此的希腊—马其顿军队有关。(61)在贝希斯顿的另外一座浮雕上，戈塔尔泽斯二世骑在马上，用长矛刺倒一个敌人，希腊胜利女神尼克(Nike)向他敬献花冠。(62)这说明他们像希腊人一样，把自己的胜利视为该女神护佑的结果。当然，琐罗亚斯德教的神祇也在流行，尤其是在原来波斯帝国的腹地——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帕提亚人在接受这些伊朗神的同时，把他们与希腊神相认同。例如，将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认同为宙斯，将太阳神密特拉(Mithra)认同为阿波罗(Apollo)或赫尔墨斯(Hermes)，将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娜娜(Nanai,Nana)认同为赫拉(Hera)、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或阿特米斯(Artemis)，(63)将战神和胜利之神韦雷特拉格纳(Verethraghna)认同为赫拉克勒斯等。(64)总之，帕提亚帝国没有统一的国教，没有唯一的主神。帕提亚人对于这个新征服的希腊化世界充满好奇，对各地形形色色的神祇和宗教信仰兼容并包，为己所用。佛教流行于安息东部，这在中国的佛教文献也有反映。(65)考古发掘证明，帕提亚境内的梅尔夫古城(Merv,Margiana，另译“谋夫”、“木鹿”)是佛教西传的最后一站，当地的佛教雕塑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66)帕提亚钱币也是在希腊式钱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帕提亚最初几位国王的钱币，虽然采用了此类钱币的基本式样，圆形，正面为国王无须头像，反面有希腊语铭文，但还保留了帕提亚游牧民族的特征。例如，正面的国王头戴斜顶有护脸的皮风帽(bashlyk)，反面一人身披斗篷，戴同样的风帽，持弓，坐在一个无背座椅上，旁边有开国国王阿尔萨息的名字APΣAKO。这个弓箭手应是国王无疑。这是对帕提亚人以弓箭为主要武器的反映，也是其尚武好战的象征。从米特里达梯一世开始，帕提亚的钱币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正面的国王开始像希腊化君主一样，头上系上了表示王权的头带，反面弓箭手的座椅也恢复为阿波罗神庙的肚脐石。希腊的神祇如胜利女神尼克、命运女神提刻(Tyche)、骑马并行的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太阳神阿波罗，以及其他的象征性形象，如马、大象、蜜蜂等，都出现在米特里达梯一世的钱币上。公元前141年之后，米特里达梯一世利用塞琉西亚的造币场，发行较为纯粹的希腊式钱币。正面，国王系头带，面右，反面是裸体站立的赫拉克勒斯或王座上的宙斯。国王自我标榜的名号、赞语也开始在钱币上大量出现，“Philhellene”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此后国王的头像有向波斯式王冠(tiara)发展的趋向，反面弓箭手(国王)也有回归王座的现象(始于米特里达梯二世，前123—前91年)，但希腊语铭文的主导地位却没有改变。(67)从米特里达梯一世起，帕提亚人开始将塞琉古王朝的纪年(以公元前312年10月塞琉古一世重返巴比伦为始)用缩写的铭文置于钱币上。这是他们以塞琉古王朝继承者自居的标志。帕提亚的钱币大多为银币，与塞琉古、巴克特里亚王国相似。司马迁记其“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68)反映了帕提亚钱币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