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中，这些地区希腊人城市的向背成为双方决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帕提亚王朝在占领两河地区之初对当地希腊人城市采取了宽容的自治政策，但由于它们与罗马控制下的希腊人以及接受了希腊文化的罗马人之间存在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一旦有机会就想脱离帕提亚的控制。塞琉古国王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前146—前139/前129—前126)和其弟安条克七世(Antiochus VII，前138—前129)，曾分别于公元前139前138年、前130年两次进入两河地区，试图收复失地，起初受到希腊人城市的支持和欢迎，并获大胜。然而，后来均告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城市不堪重负转而反目。米特里达梯一世甚至将被俘的德米特里二世在各城市中巡游示众，以做效尤。令人奇怪的是，他对德米特里进行一番羞辱后，反而将其视为座上宾，待之以君王礼遇，将女儿嫁给他，但将他安置到遥远的赫卡尼亚，防止他逃回。(86)这似乎也可视为安抚境内希腊人之举。此外，这些城市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依然享受着特殊的地位和尊荣。在罗马将军克拉苏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时，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当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时，希腊人城市纷纷向他投降。他在卡莱之役(公元前53年)兵败被杀后，帕提亚将军苏雷那(Surenas)专门在塞琉西亚这座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希腊人城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嘲弄罗马人和克拉苏。这实际上是向希腊人城市宣示帕提亚王朝的强大，恩威并重，迫使他们就范。(87)可见，这些城市的归属对于帕提亚王朝在两河地区的统治何等重要。虽然塞琉西亚一直受到帕提亚王朝的尊重，但也不甘心接受其统治。1世纪中期，帕提亚王国内部起义频发，内战不断，显露出分裂瓦解的迹象。塞琉西亚城的希腊人乘机宣布独立，在孤立无援、力量悬殊的困境下，仍然坚持约7年之久(公元40—46年)。(88)起义虽被镇压，境内其他希腊人城市也没有群起反抗，但如何安抚和拉拢这些希腊人城市，确实关系到帕提亚帝国的生死存亡。(89)帕提亚王朝坚持“爱希腊”的名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表明其统治的正统，自己是塞琉古王国的合法继承人。在当时各地独立性、离心力较强的大背景之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相对于原来的波斯人或伊朗人而言，帕提亚人是外来民族。波斯帝国的统治腹地是以巴比伦为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朗西南部的波西斯和埃兰地区。当塞琉古王国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被帕提亚人取代之后，这些波斯帝国发祥地的王公们就以波斯帝国的继承人自居，伺机恢复他们昔日的荣光。从钱币资料可以看出，在埃兰、波西斯，当地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君主都自己发行钱币。埃兰钱币的发展变化基本与帕提亚王朝同步，初期较多地保留了希腊式钱币的特征(正面的国王系头带，反面有阿波罗、宙斯、阿特米斯等形象，有“伟大的国王”、“救世主”等希腊语铭文)，后来则逐渐伊朗化。但大部分钱币上都有锚、新月、星的图案，表明他们不仅与塞琉古王朝，同时也与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有关。(90)波西斯是波斯帝国的发源地，波斯的传统文化(宗教、语言)根深蒂固，影响深刻。从亚历山大帝国开始，此地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帕提亚时期，当地钱币虽然也属于仿希腊化式样，但仍然保留了阿拉米亚语铭文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形象。(91)最终推翻帕提亚王朝的王公，就是来自波西斯地区的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公元224—242年在位)。他们采用这种形式作为国家钱币的固定模式，旨在宣示波斯王朝的延续和波斯文化的复兴，以证明自己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帕提亚王朝既然无法与阿黑门尼德王朝在政治上、血统上拉近关系，就只好借助于塞琉古王朝。脱胎于塞琉古王国的帕提亚不仅取得了塞琉古王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也接受了其统治机制和宗教文化，因此，帕提亚统治者有可能自认为是塞琉古王国的继承者。在夺取塞琉古王国的故都塞琉西亚，占领希腊人和希腊城市比较集中的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帕提亚人对这种合法性的需求就显得尤为迫切，“爱希腊”的口号于是应时而生。很显然，这一口号的提出，绝非米特里达梯一世的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帕提亚王朝安抚希腊人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政治宣言，意在表明自己是塞琉古王国的当然继承人。(92)诚然，帕提亚王朝对希腊化文化的接受只是特殊统治环境下的一种顺势而为，它对希腊化文化的遗产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事实证明，从希腊化到伊朗化，是帕提亚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帕提亚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毕竟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波斯帝国在此地的统治也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之久，帕提亚地区在亚述帝国、米底王国时期就已经处在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之下。因此，帕提亚文化无论吸收多少希腊文化的因素，其主体和基础仍然是以东方文化为主，更明确地说，以波斯—伊朗文化为主。他们的希腊化或所标榜的“爱希腊”，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而且随着公元前1世纪各希腊化王国的相继覆灭(希腊本土甚至先于东方的希腊化王国成为罗马的行省)，帕提亚境内的希腊人城市和希腊化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希腊化世界的衰落、希腊化文化的悄然消退，为帕提亚人的伊朗化创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林森以来的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帕提亚统治者在政治上、情感上是反希腊的，唯恐受到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影响，乃是因为这些学者还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即帕提亚人从建国之日起，就愿意自己建立都城，而不愿利用现有的希腊人城市为都，即使予以利用，也仅仅是暂时的。帝国的主要中心城市和都城，如达拉(Dara)、阿尔萨克(Arsak，即前述的阿尔萨西亚)、百门城、泰西封、尼萨、沃罗噶西亚斯(Vologasias)，都是帕提亚人自己新建或在原来希腊人城市基础上重建的，其中，泰西封就是为使帕提亚人免受塞琉西亚影响而出现的产物。(93)从现有资料看，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但这种政治上的分离政策显然是失败的。在自治的希腊人城市仍然长期存在，其向背有可能决定帕提亚帝国安危的特殊环境下，在帕提亚的社会上层以会说希腊语为荣，对希腊化的艺术品和戏剧诗歌倾心爱慕的文化氛围中，要想减少或消除希腊人和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的整体关系而言，不论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是宫廷生活的附庸风雅，帕提亚帝国的那些国王确实曾是希腊化文化的爱好者、模仿者、改造者或保留者，公元以前尤其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称“爱希腊”、“希腊人之友”，这并非矫情和自诩。汤因比称帕提亚是“爱希腊帝国”，也非空穴来风，尽管这样的定性确有片面武断之嫌。罗林森说帕提亚是“彻底反希腊的”，只是就其推翻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而言。而且他也承认，帕提亚人对希腊人城市自治权的尊重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但他们在钱币上自称的“Philhellene”确实并非虚言。(94)总之，帕提亚王朝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希腊化世界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状态。在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时期，帕提亚本土一度处于希腊—马其顿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帕提亚人对希腊人及其文化特征当已有所了解。尽管阿尔萨息部落的来源尚不确定，但其活动过的巴克特里亚和里海东南地区，当时也在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的范围之内。帕提亚人建国后对希腊化文化的接受、利用，表明他们熟悉并认可这一文化。
    从古代欧亚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文明整体关系上看，游牧民族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迁，从而引起本身文化的本质性变化，最后融入农耕文明之中，历史上并不乏其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由于每个游牧民族自身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别是所进入的新文化环境不同，这种民族融合、文化认同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太相同。游牧部落起家的帕提亚王朝就是一个特例。它不是希腊化世界的外来者、闯入者，而是在这个世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祥地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身份和文化特征，它才能够在推翻希腊人统治的同时，顺便接受了他们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但是，帕提亚人面临的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他们接受的遗产也并非成分单一，而是既有包含东方文化因素的希腊化文化，也有原来的波斯文化传统。随着希腊化王国灭亡、希腊化世界不复存在、希腊化文化影响式微，帕提亚人的文化取向逐渐转向波斯传统，这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一个游牧民族而言，地缘政治的变化与自身的文化更新甚至民族的融合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不过是这种联系的一种特殊彰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