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底的风暴来临前，法国舆论界的争论中有一个核心论题：历史先例的价值。1776年，巴黎高等法院在给国王的呈文中说：贵族身份之高贵和税收豁免权，“并非偶然形成，亦非时间所能改变”，因为“全部历史中造就的本质性的事物是不能被改变的”。①但革命派的言论针锋相对，一位作者说，保存古旧档案的做法不利于进步和变革，应把这些历史见证物烧光，“这样我们就不会因此而迷失自己的理性”。②第三等级的政论家拉博在一篇反驳等级特权理论的小册子中这样说：
    为了论证这些形式和法律的合理性，人们以它们的年代久远为依据；但一项法律的久远除了能证明它的古老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人们还以既有为依据，但过去的拥有并不表示永久拥有的权利……人们以历史为依据，但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③
    这是一场有关过去与未来、传统与变革的意识形态之战。这样的交锋不仅限于法国。1811年，受拿破仑战争洗礼的普鲁士政府在夏洛滕堡举行会议，商讨财政事务，会上有位财政部的官员强烈主张大量发行纸币来支付债务，所有人的反对都不能打动他；这时一位有史学修养的官员劳默说：“您应该记得，修昔底德曾阐述过，雅典是如何因为过多地发行纸币而造成巨大危害的。”这位财政官只得赞许地说：这段历史有重要意义。为了表现得很尊重学问，他改变了看法。劳默别有用心地说了个谎，其实古代人并不知道纸币是怎么回事。但劳默赌定这个谎言会奏效，因为有句古老的格言当时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便是西塞罗的话：历史是生活的导师(Historie magistre vitae)。④
    1790年，柏克曾批判说：“创新的精神一般都是一种自私的气质和局限的眼光的结果。”⑤但是，尽管那位财政官对古训还存有某种敬畏，但他的建议本身已经是在创新。法国的革命者则公开反对将过去作为范例。这些事例表明，欧洲人已经从思想或事实上开启了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
    已故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曾就欧洲人有关历史经验、历史时间等问题作过广泛探讨，引起学界重视；在法国，阿尔托格将科泽勒克的提问引入法国史学语境中，提出了历史时间形态(régime d'histocité)⑥的概念，并用它来解释包括历史书写在内的诸多历史现象。⑦本人囿于学力，恐不能全面理解两位作者思想要旨；这里拟从有限的阅读出发略加述评。
    一、过去的未来：经验领域的连续性
    西塞罗的名言“历史是生活的导师”，影响十分深远。直到1735年，德国的一部辞典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自己不能经历的事情，肯定能在别人的经历中找到”，这类说法的一个前提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和前人的经历，必须存在显而易见的连续性，科泽勒克称之为经验空间或经验领域(Erfahrungsraum)的连续性。直到18世纪，人们仍然认为人类的本质始终如一，人类的历史可以反复用来证明各种道德、神学和政治学说；而且，这种认识的前提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或者变化的速度十分缓慢，以致人们感觉不到自身经验与前人存在明显的断裂：⑧保证经验空间连续性的社会和心理条件一直存在，因此对未来的期待不会与过去存在差异。
    这种连续性的证据，可以从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诸多例证中得到证实。在希腊人的世界观中，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向同一种东西的永恒复归，时间中的变化与持续性和不变性是统一的。⑨史学史研究者指出，古希腊的历史学无法展望不同于过往的未来，“未来的岁月上演的将只有古老的人类戏剧的新花样，但这个戏剧的脚本早已被永恒的人性写好了”。⑩因此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关于中世纪，M.布洛赫曾说，8-12世纪的西欧，伪造文书之风盛行，简直患上了“集体说谎癖”，其根源则在于崇古心理，“无论从信仰还是从法学方面来说，中世纪都只知道以古人的教导为依据”，那时断没有“未来主义者”。(11)直观的历史表现也能说明“经验空间的连续性”。最近的研究揭示，中世纪的历史学虽然不缺少年代观念，但它没有“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只有编年时间(chronological time)。在为弗莱辛的奥托的《纪年》制作的系列插画中，奥古斯都、查理曼和奥托一世三位皇帝按时间顺序排列，但他们全都佩戴着中世纪的权力符号：奥古斯都身上披的不是古罗马的托加袍(toga)，头上戴的不是古罗马的冠冕(diadem)，而是象征中世纪皇权的器物。研究者断然否认这是知识匮乏导致的，而是因为作者要在神圣罗马帝国与过去的罗马帝国之间建立起联系，因而忽略了三位“罗马皇帝”的时代特征(即没有呈现出差异的时间)，是一种“没有过去的过去”：(12)或称“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
    不过，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相比，中世纪欧洲人的历史-时间观念有一个决定性的新要素：基督教的世界观。罗马帝国时期，历史学家期望中的未来只是过去和现在的延续，顶多是比现在更辉煌一点。但基督徒的思想世界跟罗马人有很大的不同，(13)他们对未来有一种确定的拯救期待：“在基督教看来，人类的命运处于堕落和末日审判之间，每个人的一生、每一次个别的‘朝圣’都是这一历程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因而也是在历史中，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原罪和救赎的宏大戏剧才得以展开”。(14)因此，末日理念使得欧洲人有了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期待视阈(Erwartungshorizont)，但论者强调，尘世的历史仍然是中世纪史家们参照：从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到梅兰希顿，都认为圣经中的历史和异教的世俗历史同样具有教育意义，它们都在提醒人们关注上帝的安排。救世期待与基督教的历史经验是统一的，直到近代的博叙埃还是如此。(15)虽然中世纪作者在期待确定的未来，但他们完全没有“不同的过去”的观念，新的时代对他们而言并不意味着变革。于是，将圣经中的故事(神圣历史)同当下作比附也就顺理成章了：(16)扫罗和撒母耳之争被视为教宗和皇帝的授职权之争的解决方案--圣经《传道书》也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7)圣经中的教理，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的交融、经验领域的连续性，决定了中世纪的时间观更倾向于过去而难以设想另类的未来。阿尔托格总结说：中世纪的时间秩序中，未来与作为“未来之预兆”的过去和现在没有明确的区分，除了末日期待，人们不能期望出现别的东西。(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