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和变革的意识若以历史实际为依据，那可能不仅限于物质技术方面。20世纪上半叶，法国学者阿扎尔指出，古典主义时代的作家们是静止的，很少远足，而启蒙时代的作家大多是旅行家，这有利于他们发现世界的变动和差异。(39)除了这个有趣但尚待论证的说法，可以尝试指出其他要素。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场意识形态战争，是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反映；这场革命中产生了一些象征着时间经验断裂的政治-社会术语，如“旧制度”、“人的新生”和“民族的再生”、“自由元年”等，这类断裂性的术语被后来的诸多革命所效仿，如我们熟知的“旧社会”和“新中国”。不难指出(尽管不会很圆满地)造成这种断裂的思想根源：革命意识形态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对过去和当下的超越和否定，而这种超越和否定，一个根据正是在于新的期待视阈。
    笔者以为，新旧之争、革新意识开辟的新的期待视阈，要早于现代政治革命，尽管它的影响不及后者。这里仅举几例，相信历史会提供更多的类似的证据。
    (1)古今之争及科学革命。(40)这场争论发生在1687年的法国。当时一个名叫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人在科学院发表颂诗，宣称要坚定地拒绝崇拜古人，并呼吁人们认识现代人的卓越。佩罗谈到了古代人在诸多领域的错误和缺陷，以及现代人的优越之处。接着，诗歌以进步为依据，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时间观。作者提请人们注意近来显著加速的进步：只要看一下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浏览一下这两个大国的科学院的优秀著作，人们就会确信，最近二三十年来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发现比整个渊博的古代还多。
    当然，对崇古之风的质疑，在文艺复兴末期的意大利就已出现，质疑不仅发生在文艺领域，也发生在科学方面，进步思想的大门已经开启。在同时代的法国，博丹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加速进步概念，但他认为，单是印刷术就能抵消所有的古代发明。勒鲁瓦则明确地为创新辩护：新事物的出现是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体现，学者的角色应是继承、修正和传播前人所继承和修正过的成就，他们的工作也会被后来继承和修正。在这里，循环的时间观已被抛弃，让位于进步主义的线性时间。
    上述过程与近代科学革命是同步的。一个普遍的看法是，Revolution 一词最初的含义是天体的旋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标题中使用的正是这个词)，直到18世纪，还经常带有政治大动荡的消极意思。(41)丰特内尔可被视为科学史的奠基人之一，他较早在新的意义上使用了“革命”一词。17-18世纪之交，他在讲述科学史时，经常以赞赏的口吻提及“创新”，说某某人的成就是革命性的，某某学科发生了革命；他认为现代科学是降生的，与此前相比是一次断裂。丰特内尔笔下的革命，与18世纪末的政治革命的含义是一致的；18世纪中后期，达朗贝尔等人开始日益频繁地在科学领域使用这个带有新含义的词语。
    科学史对革命一词的广泛传播贡献较小。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丰特内尔和达朗贝尔等人，不仅是书斋里的学者，他们是广泛涉足社交生活、致力传播新思想的哲人和文人。进步和革命的新意识，如何通过他们影响法国人的思维，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时的科学分工不如现在细密，很多时候是上流社会的业余活动，不仅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亲手进行过科学观察和实验，连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也动手体验科学带来的新奇。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自然科学中的进步影响到当时法国人对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看法，政治也要成为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如果科学中存在积极意义上的革命，政治生活也应如此。(42)当然，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精英如何体验和认知科学革命、进而如何影响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看法，这其中的关系尚待进一步厘清。
    (2)传统历史学的衰落，(43)启蒙史学的革新尝试。在较为狭隘的学术领域，“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的意识，在17-18世纪之交便已出现。1702年，莱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佩里左纽斯(Perizonius)在就职演讲中说，人们陷入了普遍的历史怀疑主义：肩上扛着四千年并非光荣，而是负担。历史学家甚至被列为江湖骗子。怀疑者当中不仅有笛卡尔主义者，还有从事与历史学相关工作的学者，如文献学家。这是博学(erudition)研究兴盛的年代，人们觉得还没有掌握认识古代所必需的工具。越是研究便越发现过去的认识不可靠。历史学从工具和价值两方面受到质疑。
    笔者尚不能确切地断定这种历史怀疑主义的影响。但至少在法国，启蒙哲人要么轻视历史，要么以自己的方式去重新阐述历史。新的阐述方式往往跟进步意识联系在一起。英国历史学家罗伯逊(Robertson)《查理五世时代》(1769年)一书的序言，标题是“欧洲的社会进步概览”；伏尔泰明确表示，应按“哲学精神”书写历史。对于这种新的历史意识，可以作一个猜测：它与启蒙时期历史学者视野的扩大有关。伏尔泰试图克服单纯记述王朝变迁的历史，关注更为广泛的文化史，将科学、艺术引入历史学；尤其是当他试图揭示中世纪的迷信黑暗、强调宗教宽容的发展时，历史会清晰地表现出差异和变化。吉本的罗马史同样强调知识、技术等方面的增长。(44)可否作一个推测：将科学进步、宗教宽容等精神因素进入历史学，有助于突破单纯的政治史中容易形成的那种循环观念呢？
    史学史专家布莱萨赫曾说，人生活在三个时间维度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准确地说，预想中的未来。(45)科泽勒克学说中的两个核心观念，即“经验领域”和“期待视阈”，一个来自过去，一个面向未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在18-19世纪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一变化发生之前，经验的领域与期待的视阈之间没有差别，人们可以从前者很自然地过渡到后者，绝对君主制时代的预后学也属于这种情况。(46)然而，在“新时代”，进步让未来变得不可预测，经验领域与期待视阈之间的距离在拉大，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差异在增长，经历过的时间像是一种断裂，一个过渡时期，是迈向日新月异的世界的桥梁。(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