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朝鲜与清朝的学术文化交流上，洪大容的中国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李朝英祖大王四十一年）11月离开汉阳向京师（今北京，下同）出发，翌年4月回国。之所以认为洪大容此行在朝鲜和清朝的学术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点是重启了因皇太极侵略朝鲜（即韩国史上所谓的1636年的丙子胡乱）而导致的两国几乎断绝的知识分子的交流。而在此前的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除了金昌业等极其稀少的特例外，朝鲜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无任何密切的交流。即使是金昌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所涉也是极浅，根本无法同洪大容相提并论。朝鲜人认为文化上极度落后的满洲人统治中国后，汉族在满洲人的强迫下丢弃了明朝的衣冠，留下了发辫，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反抗便屈辱地接受了统治。于是，朝鲜的知识分子便自称其国为“小中华”，不但将满洲人蔑视为“夷狄”，更轻蔑地认为接受满洲统治的汉族是“今也戎狄入中国、中国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种类相化”，①而不屑与之交流。百余年中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几乎停滞，而洪大容的京师行则被视为重开这种交流的契机，因此提及其意义自然必须首先从该点谈起。
    至于第二点，亦与第一点有所关联，即洪大容回国后立即写成的在京师的交往记录对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等同时代及比之稍晚的年轻的朝鲜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洪大容在京师先后与陆飞、严诚、潘庭筠有所交往，他将该记录整理后命名为《干净衕会友录》。当时虽是秘密流传，却很快闻名于世。李德懋、朴齐家两人因深受洪大容的影响而去京师是在洪大容京师行13年后的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李朝正祖大王二年）。两年后，朴趾源也于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李朝正祖大王四年）启程去京师。得益于此，朝鲜形成了“北学派”，朴齐家著有《北学议》，朴趾源著有《热河日记》。众所周知，这极大地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
    第三点意义也与第一、第二点息息相关。以洪大容京师行为契机，“北学派”学者之外的很多朝鲜知识分子也先后走访中国，并将各种中国书籍带入朝鲜，还引入了正在清朝流行的新的学术。关于此，有些部分已为大家所熟知，因此本文不加赘言。
    然而，比起上述三点意义，更应该引起笔者们关注的是以下方面。这即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的是“天涯知己般的交往”和“真交情”。这恐怕在数千年的中韩（朝）交流史上也是空前的吧！进一步地，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后的，但绝对达到了十分罕见的程度。洪大容在《干净衕会友录》（《干净衕笔谭》）上数次出现相互称对方为“知己”的记载和他们之间有深厚“交情”的记录。就笔者所识，至少如洪大容这般的记载在其他著作中未曾见过。
    洪大容京师行中为何可以与对方互称“天涯知己”，且双方会产生深厚的交情呢？笔者想这与洪大容京师行给其后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应该共同被视为韩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而进行考察。然而，若从东亚或所谓汉字文化圈，这一远远超越韩国的极其辽阔的“范围”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的话，尚有其他收获。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里姑且不将洪大容京师行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进行考察，而仅将其视为是18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单纯的事情”进行捕捉。透过这一点，我们不但可以首次捕捉到18世纪后半期朝鲜的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亦可摸清同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
    当时的朝鲜与外国交往的路线除了赴中国京师的“燕行使”外，另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后者即是朝鲜通信使的路线。我们若将同时代一方向北“燕行使”与另一方向南的通信使的记录加以叠和，并从相同视角进行观察的话，则不但是韩国、中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三国在当时东亚世界中各自的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究竟可置于何等地位亦可一清二楚吧！因此，若将洪大容京师行一事与通信使日本行从同一视角进行考察的话，则将前者从“一件单纯事件”这一角度进行考察也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已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前提，对1748年和1764年朝鲜通信使对于日本新生的“古学”尤其是“徂徕学”是如何认识的，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②其中，在考察关于1764年通信使的最后部分，也言及了洪大容的京师行。
    我们观察到1764年通信使一行热衷于南方日本新产生的学术的精神与欲打破文化锁国状态而以燕行使一员的身份北赴京师的洪大容的精神之间固然有南北的差异，但亦存在某种一致的地方。
    本文遂以此为基础，试图寻找出两者“一致的地方”，并将之作为文章考察的重点之一。进一步地，从这种“一致的地方”出发，摸清同时代日本、韩国、中国的学术、文化和精神的各自相位。
    迄今为止，对洪大容的研究以韩国学界为中心，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其中大多数是从将洪大容作为一名“实学者”这个角度加以研究的，强调的是其在韩国（朝鲜）史上“具有先进性”的一面。尤其是关于如天文学等他的科学思想或他的经世思想及他的宇宙观、华夷观念的相关论著较多。③但是，本文并不讨论上述方面。本文所关注的焦点首先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成为“天涯知己”的“交情”之事在当时究竟怎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其次，如上所述，即将洪大容京师行之事从“单纯的事情”这一角度出发，比较其与1764年通信使一行的体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指出放置在三国相位中的尤其是其中应该被称为精神性相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