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读到这两则记录，不禁吃惊两年后洪大容在中国遇到的情况与之何其相象。第一是在2月4日，这恰是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二度笔谈的日子。两人走访“燕行使”一行住宿的玉河馆，到了要回去的时候，潘庭筠已是热泪纵横了。洪大容这样记录道：“鄙等初无官差，此来无他意，只愿见天下奇士，一讨襟抱。归期已迫，将未免虚来虚归，忽得两位，一面如旧，幸惬大愿，真有志者，事竟成也。只恨疆域有限，后会无期”，而“兰公（潘庭筠）看毕，掩泣汍澜。力暗亦伤感不已”。(31)
    翌日，洪大容给严诚与潘庭筠送去书信。委托送信的使者回到玉河馆时，向洪大容汇报了严诚与潘庭筠两人阅读书信时候的样子。洪大容做了如下记录。
    兰公看书未半，又涕泗汍谰，力暗亦伤感不已云。余书中未尝为一句凄苦恨别之语，两人之如此，诚可异也。(32)
    另外是2月26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及陆飞进行了笔谈。笔谈结束后，值洪大容将归之际，严诚伤感至极。对此，洪大容有如下记载：
    （力暗，严诚）大书惨极二字，又无数打点于其下。此时力暗呜咽惨黯无人色，吾辈亦相顾怆然，不自胜。……力暗曰，千言万语，终归一别四字。然奈此情何。……言毕而出，至门内而别。力暗含泪颦蹙，以手指心而示之而已。
    如上所述，我们发现1764年元重举在日本的体验与1766年洪大容在京师的体验完全相同。此处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皆充满诚爱，率直坦荡，动情之处亦不禁热泪洗面，直如元重举在后面所描述的那样“吐露肝胆，诚爱蔼然，则大抵略同”。进一步地，在离别之际，元重举这样描述道，“合离（细合斗南）指天指地而拊心，似道此天地之间，此心不可化也”。而洪大容在2月26日与严诚分别时，则写道，“力暗（严诚）含泪颦蹙，以手指心而示之而已”。两者表现何其相象。
    元重举在归途中路经对马，他对日本人有如下评价。
    至于文士则与彼中文人韵士国中豪杰之流，谈燕唱酬，初无物累人欲之两相感发者。又彼国内地之人，大抵多柔善慈谅，有妇人女子之仁。笔者若与之诚心款洽，绝不示矫饰之意，则彼皆输尽赤心，吐出诚悫。（p.64，又写为盖风气柔弱）(33)、
    对朝鲜的知识分子而言，日本被视为“绝海蛮儿”之地，而称日本人为“绝海蛮儿”的是1764年通信使之前的1748年通信使中的一员。(34)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朝鲜知识分子中是十分普遍的。然而，元重举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并做了上述的记载。此外，下面的话语还显示了他对日本的认识：
    大抵国中之人，聪明早成，四五岁能操笔，十余岁以长则咸作诗。女子之能诗能书者甚众，殆若唐人之诗，外无余事，虽谓之海中文明之乡，不能过矣。(35)
    元重举将日本评价为“海中文明之乡”。此外，他还表示：
    而长崎之书遂通。见今家家读书，人人操笔，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勿之也。(36)
    元重举预言之后的十数年内，日本的文化将会更上一层楼，已达到了朝鲜不能蔑视的高度。
    在《乘槎录》6月14日的条目中，记载了归国前夕元重举的日本观。
    其环海万里万年之国，初不知仁义礼乐之为何物。及罗济（新罗·百济）通，而文字始行。圃隐（郑梦周）以后诸名入，而益知有衣冠文物之美。然心虽有慕而未能学焉。见今长崎之书日至，而国中文化有方兴之势，若能因其势而进之于礼俗之美，则以彼人请详明敏之姿性，亦安知无一变至齐之机耶。
    进一步地，对于那些将日本人视为“不足与言仁义”的人，元重举加以反驳，他表示：
    况其聪慧专静，慕义好善，勤于事而精于业，则吾恐笔者国之人反有慊于彼矣。仅从“聪慧专静，慕义好善”等点而言，元重举甚至认为朝鲜在这方面已经劣于日本了。读到此处，笔者联想起两年后洪大容在反驳金钟厚时，也对朝鲜妄自尊大，丝毫不将中国放在眼中的现状进行了批判：
    欲乘虚正位，隐然以中华自居，如执事之论者，非容（洪大容）之所知也。(37)
    另外，在《湛轩书》所收录的《干净衕笔谭》的末尾收录了《干净录后语》，其中记载了洪大容对严诚等三人的评价：
    三人者，虽断发胡服与满洲无别，乃中华故家之裔也。吾辈虽阔袖大冠沾沾然自喜，乃海上之夷人也。其贵贱之相距也，何可以尺寸计哉。以吾辈习气，苟易地而处之，则其鄙贱而陵轹之，岂啻如奴仆而已哉。然则三人者之数面如旧，倾心输肠，呼兄称弟，如恐不及者，即此气味已非吾辈所及也。
    洪大容的上述言论可谓颠覆了朝鲜当时的观念，对朝鲜当时自居为“小中华”的世界观而言不啻是“过激”的。洪大容将这样的言论放在了其回国后立刻整理记录的，并让朴趾源等关系十分亲密的好友可以传阅的《干净衕会友录》的末尾，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然而，从洪大容并未记载严诚逝去的消息来看，可以想见这明白无误地佐证了是洪大容于他知晓严诚逝去（1768年4月，乾隆三十三年）这一消息之前已经记录好的了。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这毫无疑问是洪大容刚回国后的真心所想。
    一般的朝鲜知识分子视日本为“鄙夷”，而元重举评价日本是“海中文明之乡”，不但认为不应该蔑视日本，反而高度评价日本在很多美德方面较朝鲜为优秀。另一方面，洪大容也批评朝鲜人动辄如井底之蛙那样“欲乘虚正位，隐然以中华居”，进一步断言他与之“倾心输肠，呼兄称弟”的三位中国人才识“非吾辈所及也”。在这一点上，二者也完全一致。
    对日本及日本人评价甚高，并非仅元重举一人，同行的通信使书记成大中也有类似评价，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日本知识分子当中，他称博多（筑州）的龟井喜（南冥）与京都（西京）的那波师曾（鲁堂）两人为“日本二才子”，其评价如下：
    余至日本，见奇才二人，筑州龟井鲁？西京那波师曾也。鲁年二十余，……初见笔者辈，倾心结附，愿得载归，一见礼仪之邦，死无恨矣。吾奇其志而爱其才，常留与话，屡试迭叩，鲁应之有裕诗。……师曾于书无所不读，家贫貌寝陋，见轻于世。然恃才凌物，自物茂卿以下不数也。独爱慕笔者人，托身於护行长老，从吾辈于东武，往返数千里，日常一再见，论古今人长短？文书得失，感慨跌宕，意气张甚。最重南时韫之才，许以知己。(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