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成大中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所作，即他回国后翌年，及洪大容结束京师行回国前一年之事。
    不但是成大中对两人的知识及文才有较高评价，那波鲁堂亦十分敬重朝鲜通信使一行尤其是南玉（南时韫）之才学，且称之为“知己”，颇有意与之交往。南玉其人若仅从其日记《日观记》而言，似乎是个相当狷介之人。他曾批判荻生徂徕，说他“攻朱（朱子）者多才俊，主朱者多庸下。近世物双栢（荻生徂徕）眩惑一世，立帜号众”，但其后他又表示“知其非者，惟那波师曾耳”，对那波鲁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且对他也甚为敬重。(39)“天涯知己”是展现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深厚的一个关键词，但如上所述，朝鲜的知识分子也与日本的知识分子结成了这样的人际关系。
    成大中高度赞誉了日本文化，其记载如下：
    然彼中文学非昔日之比。安知无从傍窃笑者耶。夫夸于不知者以为能，耻也。惊于枝而失其所，佻也。出其瑕而徇诸人，拙也。三者吾皆犯之。如是而谓之华国，可乎。思之悔恨甚矣。书为后辈之戒。(40)
    这或许也是作于1765年。其与元重举的见解完全相同，而如上所述，两年后洪大容对中国之见解亦与之极其相似。
    （四）
    以上指出了1764年元重举等通信使一行对日本文化或日本知识分子得出的认识与1765年洪大容京师行之后对中国文化或中国知识分子得出的认识中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方面，朝鲜知识分子认为日本一直以来没有值得谈论的文化，即他们对日本的认识一直是“绝海的蛮儿”。如前文所述，元重举与成大中通过观察认为日本人近年来已经急速发展成为“海外的华人”或日本已经成为“海中文明之乡”，但他们的评价让其他朝鲜知识分子错愕不已。而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恰恰佐证了上面所述的他们对日本长期以来的认识。元、成两人对日本的认识是“正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区域”。另一方面，洪大容对一般朝鲜知识分子认为是“腥秽雠域”的中国，却表示中国依旧是“中华故国后裔”之地，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依然是文明的国度”。元重举等1764年的通信使一行对日本的认识与洪大容展现的对中国的认识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两者的认识也是惊人地相似。但笔者认为还必须注意到其大相径庭的历史性的背景。
    进一步地，作为两者的差异所应该关注的是向南的通信使一行对于以徂徕学为中心的“日本古学”，通过熟读《徂徕集》，与日本各地的知识分子进行笔谈，他们掌握了徂徕学正在日本流行这样的情况，进一步还可以认为他们对该学说也有大致的了解。相比之下，洪大容不但对当时中国十分流行的考证学，即清朝汉学一无所知，亦不了解考证学正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根据《干净衕笔谭》2月7日条目的记载，潘庭筠将一部《汉隶字源》当作礼物送于洪大容，在翌日的条目中，也在洪大容与潘庭筠、严诚的笔谈中谈及《汉隶字源》。而同样在该日的条目中，杭州出身的严诚介绍了同乡隐者吴颖芳（字西林）的情况，并告诉洪大容吴氏有本名为《吹豳录》的著作，有八十卷，并说明该书是“讲乐律之书”。同时他还介绍说吴氏另著了《说文理董》四十卷。不言自明，这是一部文字学的书籍。这些书籍均是当时风靡中国学术界的关于考证学的著作，但洪大容却对之一无所知。
    在2月8日与23日的条目中，记载了他们谈论《诗经》毛氏传小序及朱子对此的评论。严诚表示“朱子好背小序。今观小序甚是可遵。故学者不能无疑于朱子。本朝如朱竹垞（朱彝尊）着经义考二百卷，亦辟朱子之非是”。毫无疑问，严诚是在向洪大容介绍当时正在中国流行的有关汉学的一些成果。有关朱子学批判也做了介绍。然而，洪大容对这些新的研究动向，即当时中国的一大学术潮流全然无知。笔者认为这与1764年通信使对日本学术的认知所呈现出的差异有关，对此应加以关注。
    然而，相比两者的差异，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多考察它们之间类似的地方。对日本、韩国、中国三国当时的学术、文化、精神的相位加以考察。这其中的问题点是元重举及洪大容对于“情”的观察。
    如上所述，两人一个在日本，一个在中国，均对当地的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感情，动情之极处也时常热泪盈眶。而两人对此皆解释为因“赤心”、“诚爱”、“诚心”所致，他们自己也“吾安得无情乎哉”（《乘槎录》6月22日）。由此可见，他们甚至在解释催人泪下的理由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
    可是，笔者认为下面的记述应该被关注。如上所述，2月4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在玉河馆笔谈，不觉到了他们应该离去的时候。此刻，潘庭筠已忍不住热泪盈眶。当时目睹这个场景的其他朝鲜人有何反映呢？洪大容的记录如下：
    是时，上下旁观，莫不惊感动色，或以为心弱，或以为多情，或以为慷慨有心之士，诸言不一，而要之兼此而致然。
    朝鲜一行人看到潘庭筠动容落泪，放声大哭，严诚也脸色惨然，错愕不已。洪大容则上前规劝两人。他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
    古语云：“欲泣则近于妇人”。虽其情不能自已，兰公此举，无乃太过耶。
    洪大容一边引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的典故，一边表示潘庭筠此举“太过”，规劝其不可哭泣，否则非为大丈夫乃妇人之行径也。
    进一步地，洪大容听着潘庭筠呜咽哭诉，一边用“丈夫不须作凄苦语”这样的话来规劝他。另外，他在2月6日写给严诚、潘庭筠两人的书信中又作了如下规劝。但不知交修补益之义、而出于一时情爱之感、则是妇之仁而豕之交也。(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