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洪大容京师行的目的何在？他回国后，在哪一点上对朝鲜的知识分子造成的冲击最大呢？
    洪大容结束京师行回到故乡已经是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5月2日。之后，他将与陆飞、严诚、潘庭筠的邂逅过程，与他们的笔谈及相互往来的书简整理成三册，并命名为《干净衕会友录》。④全书整理修纂结束后不久，朴趾源应洪大容之托，又为该书写了《会友录序》。⑤洪大容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披肝沥胆”，结成了“天涯知己”。⑥对此，朴趾源在序中写道：“间步旅邸，欢然如旧，极论天人性命之源、朱陆道术之辨、进退消长之机、出处荣辱之分，考据证定，靡不契合，而其相与规告箴导之言，皆出于至诚恻怛，始许以知己，终结为兄弟”，用最激昂的文字热烈地赞扬了洪大容。
    表现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流的关键词是“天涯知己”。《干净衕会友录》也从洪大容处以汉阳为中心，在知识分子中被悄悄传阅着。而对于他与中国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结为友人，互称“天涯知己”这件事，一方面如朴趾源那样高度评价为“具有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强烈抨击其“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做了应该被视为可耻的事”。其中有一人更是洪大容数十年如一日地以兄事之的先辈金钟厚。金钟厚视中国为朝鲜应该雪耻复仇的由野蛮民族统治的地方，因此他不分彼此地称中国为“腥秽雠域”，对于严诚、潘庭筠等应满族统治者的科举而赴京赶考的汉族知识分子则称为“剃头举子”。他言道：“及闻其与剃头举子结交如兄弟，至无所不与语，则不觉惊叹失图”。⑦
    金钟厚听闻洪大容与“剃头举子”结交如兄弟，无所不与语，竟然惊叹失图。这是洪大容给他写信后，他在回信中所写的内容。金钟厚听到洪大容与杭州的知识分子有联欢之事，曾向洪大容传达了“大加非责”的话，为了反驳金钟厚的责难，洪大容便写了封信给金钟厚。金钟厚的信是洪大容回国后的那年秋季所写。如上所述，洪大容完成编纂《干净衕会友录》的时间是6月15日，即夏季终了之时。透过金钟厚的信，我们弄清了洪大容在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结成友人，密切交往之事究竟给当时汉阳的知识界带来了多么大的冲击。而且，从洪大容给金钟厚的信的内容来看的话，洪大容并未将《干净衕会友录》送给金钟厚。⑧与之相对，金钟厚的回信正好说明了该书当时已经流传广泛，连金钟厚本人也意欲一阅。⑨当时距《干净衕会友录》问世仅二、三个月，而洪金两人的书信正好向笔者们传达了洪大容京师行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话题了。此外，金钟厚一方面谴责洪大容，另一方面却十分想读《干净衕会友录》，这又恰好显示了即使金钟厚本人也是对与中国相交之事持好奇的目光加以注视的。
    那么，洪大容京师行的目的又何在呢？兹录《干净衕会友录》起首部分如下：
    乙酉（1765年，乾隆三十年）冬，余随季父赴燕。自渡江后所见未尝无创睹，而乃其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沿路访问甚勤。⑩
    换言之，若依洪大容所言，则他京师行的目的是与中国人推心置腹地“剧谈”。2月4日，当严诚与潘庭筠两人初次过访洪大容住宿的玉河馆时，他表示“此来无他意，只愿见天下奇士，一讨襟抱”。此外，在他2月5日写给严诚与潘庭筠的信中，也指出自己一直以来阅读中国的书籍，是抱着敬仰中国的圣人之心来中国的。信中写道“是以愿一致身中国，友中国之人，而论中国之事”。(11)而在潘庭筠的《湛轩记》中也有“适洪君湛轩随使入贡。盖慕中国圣人之化，欲得一友中国之奇士，而不惮踔数千里以至也”这样关于洪大容京师行动机的记载。(12)实际上，洪大容在沿路及京师各处一直探访“中国的奇士”。他与吴湘及彭冠这两位翰林院庶吉士相识便是明证。正月元旦他参加紫禁城举行的正朝仪式之际，看到有两人注视着朝鲜的衣冠，并听到他们谈论相关话题，于是他主动与两人寒暄，寻找相识的端绪。当他得知两人是翰林院庶吉士时，立刻派人去庶吉士馆打探两人详情，并特意借购买《缙绅案》（《缙绅全书》）之际，彻底调查了两人的情况。最终，洪大容找到了彭冠的家，并过访其家，与之笔谈。(13)应该说洪大容的所为有些执拗吧！而这距他与严诚、潘庭筠“剧谈”约莫是一月之前的事。
    按洪大容自己所言，若其京师行的目的在于与一中国会心之人“剧谈”的话，那么这样一位朝鲜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朝鲜的知识界是破天荒的。不可否认，他早已对中国充满了很强的憧憬。而对中国充满强烈的憧憬，或仅以试着游观中国为动机而京师行的朝鲜知识分子也必定不在少数。事实上，洪大容在《燕记》中写道，他自己在京师行之前曾以“使行子弟从者”、“大人子弟”、“公子”即“燕行使”正使、副使、书状官之子等身份，怀着“为游观入燕”的目的往来了很多次。(14)如按他所述的那样，那样的事似乎决非少数。洪大容确实对中国的方方面面有所观察，并将之记载在燕行录中。另外，他也数次过访天主堂，还去过观象台（天文台）。可以认为这与他对自然科学的关心有所关联吧！然而，如果仅是言及观察中国的物事的话，那么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也有详细描述。金昌业也曾去过天主堂和观象台。再举例而言，洪昌汉的《燕行日记》也十分详细地记载了中国的物事。(15)洪昌汉于1740年（乾隆五年）京师行，之前他必然读过《老稼斋燕行日记》。再举一例，赵显命的《归鹿集（燕行日记）》也对中国的物事记载颇为详尽。(16)这是他1743年（乾隆八年）京师行的记录，从其中言及了李器之京师行的内容来看，认为赵显命阅读过《老稼斋燕行日记》也是顺理成章的。洪大容自己也在京师行前读过《老稼斋燕行日记》。(17)从当时金昌业也过访过天主堂来看，对“公子”们而言，这甚至似乎成了观光路线之一了。
    如上所述，如果洪大容此行仅是观察并记录了中国的事物的话，则既谈不上是有独创性的，也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所谓独创性与划时代性，还是必须从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谈起。他怀着不管如何一定要游观这样旺盛的好奇心，因此尽管作为中国狂慕者，他与其他朝鲜知识分子的决定性差异在于他京师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剧谈”这一点。为此，在京师行之前，他花费多年时间，阅读了关于汉语会话方面的多种书籍。一进入中国，他也努力地尽量使用汉语。12月8日，他在沈阳与拉助教（拉永寿）交谈时，便是未以笔谈的方式进行的。(18)洪大容从朝鲜出发之时起，似乎已决定将此次京师行的最大目的定位于与中国人交往。这在洪大容回国后与金钟厚数度书信往来及金钟厚对洪大容在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结成“天涯知己”而回国这一事情加以谴责中已有描述。幸好，在金钟厚的文集中收录了他在洪大容京师行前夕写给洪的书信。下录则是该书信的开头部分。
    足下今日之行，何为也哉。匪有王事而蒙犯风沙万里之苦，以踏腥秽之雠域者，岂非以目之局而思欲豁而大之耶。……今足下病其目之局而有远游，则足下之目，将不局矣。盍于其犹有局者而加意焉。荷相爱之深，狂肆至此，倘蒙恕而察之否耶。(19)
    显而易见，信中表现了金钟厚对洪大容此次京师行感到是极度危险之行。竭尽全力地想说服洪大容放弃京师行计划。金钟厚对洪大容欲从朝鲜世界这个被局限的视野中解放自己的所为感到担心，而如果洪大容仅是想感触一下从未见识过的中国的物事和风景的话，金钟厚是不会书写如此具有紧张意味的书信的吧！更不会在书信的末尾处用“狂肆至此”这样程度的严厉语气制止洪大容京师行吧！他察觉到洪大容京师行危险之至也决非是洪大容会走访天主堂和观象台，进一步加深自己对自然科学的造诣这样的事。金钟厚若是担心此事，则决不可能使用“腥秽之雠域”这样的严厉措辞。坦率而言，金钟厚担心的是通过与中国人的交往，之前在朝鲜受限的中国观会豁然开朗。而洪大容会借京师行之机，与中国人“剧谈”的话，也会对身边之人有所影响吧！
    在金履安所写的《华夷辨》中，对此已有触及。笔者认为该文或许也是受洪大容京师行回国后的刺激所写。全文的开头即有“客有称洪子之言者曰，云云”这样的言语，本处所谓的洪子或许应该是洪大容其人。(20)全文是以“洪子”所谓“若夷能去夷谓贤也”或“舜与文王亦曾为夷也”为前提展开议论的。虽然并不清楚“舜与文王亦曾为夷也”是否乃洪大容当时的主张，但与“若夷能去夷谓贤也”相类似的主张确实在洪大容给金钟厚的书信中出现过。(21)因此，笔者认为文中提及的洪子是洪大容其人应该是无误的吧！
    金履安的父亲是金元行，他是洪大容所尊敬的老师。当洪大容为安置浑天仪而建造笼水阁时，他为之写了《笼水阁记》。金钟厚写信欲劝阻洪大容京师行时，两人相交已有17年，关系十分密切。当洪大容建居室并取名爱吾庐时，他又为之写了《爱吾庐记》。然而，即使是这些与洪大容有极其深厚交情的人也对洪大容在中国亲密结友一事责难不已。
    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结友，回国后一方面立即受到强烈的指责，另一方面却又备受赞赏。如上所述，朴趾源在《会友录序》中即对之大加称赞。受其影响更深的是朴齐家与李德懋两人。据朴齐家的解释，洪大容是心怀“愿逢知己死”之志京师行的。(22)朴齐家其后曾给与洪大容结成“天涯知己”的潘庭筠写信，曰：“仆与洪湛轩初不相识。闻与足下及铁桥严公（严诚）、筱饮陆公（陆飞）结天涯知己而归，遂先往纳交，尽得其笔谈唱酬诗文读之，摩挲不去，寝息其下者累日。嗟乎，仆情人也。阖眼则见足下之眉宇，梦寐则游足下之里濛，至作拟书欲自达而止，可览而知也”(23)此外，他还给友人送去洪大容的《干净衕会友录》（会友记），并写道：
    会友记送去耳。仆常时非不甚慕中原也。及见此书，乃复忽忽如狂，饭而忘匙，盥而忘洗。(24)
    朴齐家正是阅读了《干净衕会友录》，竟然对之如痴如狂，呈现茫然自失的样子。此外，李德懋在其后编纂《天涯知己书》之际，也是一边重温洪大容之体验，一边对之赞叹不已。
    由此可见，洪大容京师行的最大目的决非仅是吸收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知识，他的破天荒的举动，即在所谓“腥秽雠域”之域求访“奇士”并与之“剧谈”，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正是由于此，它给当时朝鲜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最大的冲击也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