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末日论的消解和时间的世俗化
    科泽勒克举的另一个例子，可以佐证阿尔托格关于中世纪的时间秩序的结论。这个例子是阿尔特多菲尔在1529年创作的一幅画。画面表现的是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与波斯人的伊苏斯战役。引人瞩目的是作品呈现出的时间错乱感。画面上的众多波斯人，模样就像是1529年围攻维也纳的土耳其人，而他们的对手则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率领的雇佣兵，因此，这幅画描绘的事件，仿佛就发生在其创作的时代。这跟弗莱辛的奥托史书的插画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的是一种没有过去的过去，没有真正的历史时间感，这种时间感唯有在与当下的差异中才能反映出来。
    但画作还是反映出当时欧洲人的末日期待：上面有十字架，虽然公元前333年还没有基督教的影子；马其顿人对波斯人的胜利，是先知但以理四个世界帝国预言的一个阶段性兑现，这既是第二个世界帝国向第三个世界帝国的转移(translatio imperii)，(19)也是尘世的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走向终点的先兆，因而也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较量：末日来临前正是这样，对末日的期待寄寓于这场战役中。科泽勒克总结说，在这幅绘画中，历史完全是凝固的、静态的，伊苏斯战役虽然在表现过去，但它与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因而是无时间的，(20)或者说，“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
    科泽勒克据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历史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 der Geschichte)。何谓历史的时间化？仍然可以通过这幅画来作说明。19世纪初，当F.施莱格尔见到它时，他清楚地辨识出这幅画有别于自己的时代，也有别于曾被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视为典范的古代。它具有那个时代的独特性。这种有关特定历史时代的独特性的意识，便是历史的时间化。从伊苏斯战役到阿尔特多菲尔相距约1800年，从后者到施莱格尔不到300年，但300年的时间流逝，比1800年还多，方式也不一样。历史的时间化就发生在这300年之中。(21)
    这里尝试总结一下科泽勒克关于这300年的历史时间变迁的研究。这一进程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末世论的消解，期待视阈的世俗化。
    首先，宗教改革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基督教统一体的瓦解、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失去了救赎史的使命--而在以救赎为皈依的神圣历史中，罗马帝国曾是尘世秩序的保障。直到16世纪，基督教的历史一方面是对末日的持久期待，另一方面则是末日的不断后延。在宗教改革时代，新旧教双方都从信仰冲突中看到了末日的终极内战的征象。路德在罗马的圣座上看到了反基督，天主教认为路德是反基督。路德甚至觉得日子在缩短，世界在加速，末日在加速到来。但在很长的时间里，私自预言末日是对罗马教会的挑战。教会之所以进入尘世成为一种制度，正是因为末日尚未到来，信徒尚须由它照管灵魂，直至末日审判。因此宣告末日到来意味着教会的解体，教会因而严厉控制对异象的解释，预告未来需要它的许可。但宗教改革决定性地改变了教会在末世论和救赎历史中的地位。宗教战争后，各对立教派达成了妥协，宗教内战没有成为末日审判的序曲，尘世和平得以恢复。同时，预言未来的占星学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顶峰，但自然科学渐渐使它丧失了影响力；占星学将末日审判的日子不断推向遥远的未来，末日离人们越来越遥远，其意义不如先前那样迫切。
    在世俗领域，“教随国定”原则已把政治权力置于信仰之上；在法国，博丹认为维护和平是各个王权国家、而非帝国(即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秩序的守卫者神圣罗马帝国)的任务。相应地，控制异端的末日预言已经成为国家的政治任务。在整个17世纪，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各种有关末日的言论被摧毁，国家在追究这种行为，因为末日预言往往是动乱的前兆，它危及国家和平。在思想领域，怀疑主义者发起了针对神谕等迷信现象的战役。可以举出几个著名的名字：蒙田、培根，特别是斯宾诺莎，这场战役在丰特内尔1688年的《神谕历史》中达到顶点。(22)
    对末日预言的打压和学理攻击，使得时间、首先是未来逐渐褪去了宗教色彩。科泽勒克认为，这就为理性地考量未来提供了可能：当末日期待被限制和驱逐后，人们需要另外的蓝图取而代之。他认为有两种替代方案：一是理性预后学(Prognostik)，另一个是历史哲学。
    预后学肇始于现代政治的发祥地意大利，它首先意味着未来具有多样的可能性，然后是人依据理性和经验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权衡，这尤其体现在新兴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算计中。预后学的另一个不同于先知预言的关键之处在于，后者的估算超出了人的经验范围，而前者自觉地限定在现实的政治局势中。因此它是一种基于直接经验的预测。所以科泽勒克说，预后学产生了一种“以古观今”的时间。尽管绝对主义的政治家们预见到未来有多样的可能，但所有可能都是能依据当下的条件推断出来的。因此，在这种关于未来的视阈中，历史时间相对而言还是静止的，莱布尼茨的名言“整个未来植根于当下，事先就已完全成型”，(23)在政治上得到了运用：
    历史经验本质上的可重复性，将预测中的未来与过去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意味着，近代早期政治中的时间意识，与基督教末世论的距离，绝不像乍看起来的那么大。在永恒的面目之下，没有任何新生的东西会出现，不管是对未来采取虔诚立场，还是以冷静计算的方式为未来设置目标……历史绝不以未来世界中新的不曾见识的事物欺骗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