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监控、防范与信息情报搜集
    笔者认为，要充分关注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监控与防范、信息情报搜集问题，因为这恰恰是陆基国土防御功能对明朝封贡体系反向规约、塑造的具体体现和直接结果。
    1.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监控与防范。基于历史经验的长时段累积，明朝君臣一方面努力在封贡体系内外特别是在属国、属部圈层中构建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和主体的国家陆基防御体系，另一方面又鉴于这种防御体系成效鲜微而对这一圈层特别是属国普遍存在一种政策安全上的担忧与怀疑，无不在军事、政治、外交领域加强对属国和属部的监控与防范，甚或必要时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且其监控与防范还处于封贡体系规则的更深、更基本的层面上。简而言之，明朝的监控与防范可分为封贡体制中的常规监控与防范、对封贡体系特定成员的监控与防范两大部分，用前者以守常，用后者以遏巨变。对封贡体系特定成员的监控与防范，其种种事例情形在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已约略有所体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一下封贡体制中的常规监控与防范，细而言之，这种监控与防范又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加强对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如日本、西洋诸国）所遣贡使的监控、防范，防其窥伺。明人已清晰地认识到其贡使往来，实有搜集情报之潜在危害。于慎行《谷山笔麈》即痛言：“金之破辽，犹不敢轻举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数，道路险易、朝廷治否、府库虚实，渐得要领，而南侵之志决矣。中国底里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纳贡为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图山川、潜窥虚实，即平时贡夷，犹不可不备。”[25]因而，对贡使的防范极严密。“洪武开基之初，首重海防，迁海岛之居民，以绝其招引之衅；绝番夷之贡献，以塞其往来之途。……宣德年间，弃南、交而杜雷、廉之道。至如高丽通贡，不许泛海于登莱；琉球来王，示必严兵于福海。”[26]洪武八年，明太祖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卫、增兵卫不足以镇之”，遂令“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洪武十七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延安侯唐胜宗镇辽东，他特地戒敕唐胜宗绝高丽一事，太祖曰：“旧岁今春，高丽之使水陆两至，皆非臣礼，暗行侮慢，明彰亵渎。……此夷自古至今未尝不侮慢中国搆兵祸者也，验古事迹，可与绝交不可暂交，况深交者乎！……今尔胜宗等出镇辽左，高丽必数有使至，其至者送来，勿令其还，以绝彼奸计。若纳其使而礼待之，岁贡如约则可，人亦不可久留辽东，或朝或归，速遣其行。”[27]“辽壤东界鸭绿，北接旷塞，非多筭不能以御未然，尔能筭有余则名彰矣。”[28]对此，明代著名学者严从简亦深以为然，曰：“四夷来王，虽中国盛事，然赏赐宴劳，其费颇钜。且使者频至，与华人情熟，窥伺机密，固当防其渐也。……我太祖严示禁戒，乃谨微之深意，岂特为厚往薄来惜此费而已哉。”[29]《明实录》亦称：“先是，四夷贡使至京师，皆有防禁，五日一出馆，令得游观货易，居常皆闭不出，惟朝鲜、琉球使臣防之颇宽，已而，亦令五日一出。”直至嘉靖十三年十一月，“朝鲜国王李怿以五日之禁乃朝廷所以待虏使，而己为冠裳国，耻与虏同，因礼部以请”，世宗才下诏弛朝鲜使臣五日之禁。[30]而对于贡使的种种非分要求，明朝政府也一律加以驳斥。如天顺年间，“琉球请岁一入贡，回回贡使乞道广东归国，皆以非制格之。”[31]此类事例极多，兹不赘举。
    二是纠察本国泄密、通敌之官吏、民众与防制敌方间谍活动。《大明律》卷3《吏律二》对朝廷吏员漏泄军情大事作出规定：“凡闻知朝廷及总兵将军调兵讨袭外蕃，及收捕反逆贼徒机密大事，而辄泄露於敌人者，斩。若边将报到军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百，徒三年。仍以先传说者为首；传至者为从，减一等。”若私开官司文书印封看视者，杖六十；事干军情重事者，以漏泄论。若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於人者，斩；常事，杖一百，罢职不叙。; [32]《大明律》卷15《兵律三·关津》又规定：“凡缘边关塞及腹里地面，但有境内奸细走透消息於外人，及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事情者，盘获到官，须要鞫问接引起谋之人，得实，皆斩。经过去处守把之人知而故纵及隐匿不首者，并与犯人同罪。失於盘诘者，杖一百，军兵杖九十。”还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细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於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漏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33]此外，《问刑条例》内也规定：“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还规定：“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34]万历六年以后，海禁有所调整，民人可以至日本以外的诸番贸易，但需经由官府盘验、登记，亦令里甲行连坐法“互相稽查”，防其“通贼接济”。[35［
    从法规、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形来看，明政府对于涉及蒙古、女真、日本、安南、缅甸等诸属部、属国的敌方间谍以及本国的通敌者的确予以最严厉的惩治，反间谍活动可谓不遗余力。以蒙古为例。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宣府捕获虏谍张于库，诏升游击将军张嵩职一级，斩于库首，枭示。”[36]隆庆元年十二月，徐阶等奏陈安边诸事，语及叛入蒙古鞑靼部的赵全、周元等人，奏请“令各边总督镇巡揭榜于道，并多置木牌插于边外，晓谕华人之陷入虏中者……能计斩逆贼赵全、周元等亟首来献，升都指挥佥事，世袭指挥同知，仍赏回宅银一千两。……若赵全、周元能自悔罪率众来降，亦待以不死，仍计人口授职，一应有罪逃在虏中者或自归或率众来降各酌量宥罪行赏”。隆庆帝纳其议。[37]次年，在降人赏格诏中，又重申前诺，并补充说：“或能杀害（赵全、周元）不及斩首自身投降来报者，巡按御史覆实，如前例升赏。”[38]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俺答汗为换回先前逃入明境的孙子把汉那吉并推动蒙汉封贡、互市的和议进程，遵从明朝宣大总督王崇古“若赵全等旦至，那吉夕返矣”的约定条件，[39]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官等9名叛人解归明朝，隆庆帝随即命人“奏告郊庙，献正法”。[40]当然反间谍活动持续时间最久、情形最复杂、也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明代御倭战争。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困于徭役，叛逃至日本，“倭每来寇，为之向导”。正统八年五月，二人又“导倭犯乐清，先登岸侦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获，置极刑，枭其首于海上”。[41]嘉靖初年，“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几阻。……中国奸民利倭贿，多与通。通州人顾表者尤桀黠，为倭导。以故营砦皆据要害，尽知官兵虚实”。时任吏部考功郎中的郑晓“悬重赏捕戮之”。[42]嘉靖二十六年，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下令申严海禁，凡交结、勾通倭寇的滨海奸民包括“为倭内主”的闽浙大姓为其所获者，“不俟命，辄以便宜斩之”。[4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亦称，当时以巡按御史裴绅之议，明廷敕令朱纨“严禁泛海通番、勾连主藏之徒”，朱纨乃下令禁海，“凡双樯余艎一切毁之，违者斩”。嘉靖时期之倭乱，实为“沿海诸奸民乘势流劫，真倭不过十之二三”。因此，朱纨在禁海的同时上言朝廷：“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遂镌暴贵官家渠魁数人姓名，请戒谕之，不报。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乔、都司卢镗捕获通番九十余人以上，纨立决之於演武场。一时诸不便者大哗，葢是时通番，浙自宁波定阳、闽自漳州月巷，大率属诸贵官家，咸惴惴重足立。”[44]朱纨死后，明廷于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又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兴、漳、泉地方。自此，至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调任山西巡抚之前，王忬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广行侦刺，“凡沿海大猾为倭内主者悉系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而余艎在海中者，亦无以菽粟、火药通，往往食尽自遁。”[45]其后在朝鲜之役中，明军的反间力度更是表现在其《军令三十条》中：“前锋将领遇有倭中通士、说客至营或拏获奸细，即时解赴本部军前，听指挥发落。有敢私自放归及容隐不举者，副将以上按军法参治，副将以下斩。……各营将领有不严束兵士、谨防奸细以致漏泄军机者，自参将以下斩。……夜巡官军不小心巡缉，偷懒误事者斩。”[46]上述反谍条令不能不说有过于严苛之嫌。朝鲜之役以后，明朝对其宿敌日本的防范更是呈现出长期化、制度化的态势，“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47]
    明朝封贡关系史上唯一的一个反间特例是善待丁南杰。嘉靖九年，广西副使翁万达“获安南谍者丁南杰，万达解其缚，厚遇，遣之去，怵以天朝兵威”。丁南杰所以不死，与当时翁万达的政见有关，当时朝廷就安南问题剿抚意见互不相让，战争一触即发，主持安南事宜的翁万达力主和平解决明朝与安南的封贡关系危机，在他看来“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正是出于这种大局考虑，丁南杰方得以安然释还回国。[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