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三·一运动”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大了对朝鲜国内抗日独立运动的镇压，大批朝鲜爱国人士不得不流亡海外，在异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其中不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韩国临时政府）、朝鲜义勇军这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韩人独立运动组织。
    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没有一个海外韩人独立运动组织获得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作为合法的独立政府接管战后的朝鲜。①取而代之的是，一项认为朝鲜国民缺乏政治经验及自主管理能力，因而必须由外部政治力量对其加以管理和监督的托管政策，主导了战后朝鲜的命运。
    实际上，侨居海外的韩国独立运动组织并不是没有做过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努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为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承认，就曾展开过一系列外交努力。韩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和重庆两地，与美国政府积极沟通和磋商，并试图通过一向关系密切的中国国民政府给美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最终美国政府拒绝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提出了一个多国参与的战后托管朝鲜政策。
    美国为何选择放弃在中国国民政府“悉心关照”下成长起来的韩国临时政府，甚至无视盟友--中国国民政府迫切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诉求？美国如何制定出一个既符合“大西洋宪章”精神，又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同时兼顾几大盟国感受的国际托管政策？美国又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战时会议，取得苏联对此政策的认同与协作的？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侧重于太平洋战争期间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及苏联关系的[1]；也有将托管政策作为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加以叙述的[2]，但鲜有研究涉及早期韩国临时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接触，尤其是将美国战后对朝政策的起源追溯到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一事。本文即利用美、中、苏三国的相关一手资料，阐释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朝政策的形成过程，考察从美国不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到提出托管政策的历史过程。②
    一、韩国临时政府寻求美国政府承认的尝试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韩国临时政府认为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时机日臻成熟，进而采取积极的外交活动，以求获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承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根据韩国临时政府的指示，李承晚（Rhee Syng Man）于1941年12月底第二次③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时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Kim Gu）及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Cho So Ang）分别致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的信函，以及李承晚作为临时政府驻美国全权代表的证书。此次的递交信函引起了美国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这一韩人组织的关注。12月22日，赫尔指示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谨慎地”向中国国民政府方面了解以下情况：所谓韩国临时政府的机构和追随者、其武装志愿者的人数和活动范围、同在朝鲜和满洲的革命力量的联系，以及中国政府对待该临时政府的态度和两者的关系。[3]
    1942年1月3日，高斯对赫尔的指示作出答复：“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在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决定今后对待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目前的态度看来还不太积极；关于临时政府机构和追随者的情况，还不甚明了，据说在此地不超过200个朝鲜人；在中国军队麾下，有小规模的朝鲜武装义勇队；该临时政府在此地的对外代表叫赵素昂，被称作外务部长；该临时政府与其他朝鲜革命力量的联系尚难以确定；据说，临时政府是由作为温和派的韩国独立党控制的，该党的实力不详；而左翼的民族革命党在满洲的朝鲜人之中有大批的追随者，但该党未加入所谓的临时政府。”[4]这是美国政府初次详细了解韩国临时政府这一韩人独立运动组织的情况，但从电报的措辞来看，高斯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在收到高斯的来电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不加说明地退回了李承晚递交的信函和证书。
    美方第二次退回信函和证书，并没有使韩国临时政府在寻求美国承认的道路上止步。2月7日，侨居华盛顿的李承晚第三次向美国国务卿递交了1941年6月起草的递交给总统的、此前已被两次退回的信函与证书。[5]终于在2月19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伯尔（Adolph Bede）以国务卿赫尔的名义，对2月7日李承晚所递交的信函做出了答复，回函中称：“正如您所知道的，国务院也已宣布过对待在美外国政治人士活动的政策，她很乐意知晓在美侨民组织的计划和拟进行的活动，以及这些侨民组织希望加入反对轴心国奴役世界的斗争。因此，国务院也很乐意知晓朝鲜人士在抵抗日本及其盟友方面所开展的活动；并且关注着来函所提及的组织④的计划和目标。”[6]尽管回函内容多为冠冕堂皇之词，只字未提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但第一次取得美国官方的回应，对于多次碰壁的韩国临时政府而言，则无疑是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也积极展开了新一轮的外交努力。经过韩国临时政府的多番接洽，2月上旬，赵素昂终于得以与高斯会面。赵素昂此次会谈的目的无外乎是寻求美国政府的承认，同时寻求美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而高斯关心的首要问题则是“临时政府”是否已被中国国民政府所承认，赵素昂称中方尚未承认临时政府，但另一方面，赵素昂又坚持强调临时政府“正在某种程度上被国民政府所承认”。高斯认为赵素昂的回答是模糊的、无法令人满意的。实际上高斯本人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方面获知，尽管中国的外交人员调查了临时政府的情况，但中国外交人员没有兴趣看待这个问题，抑或建议政府承认该组织。高斯还鼓励赵素昂谈一谈临时政府的组织、在满洲及中国的独立运动团体等，但答复均不能令其满意。高斯从赵素昂的答复中得出如下结论，很难断定韩国临时政府与这些海外独立运动团体间有着确定的关系，赵素昂只是声称所有的朝鲜人都在致力于独立运动，而韩国临时政府正是代表各独立运动的实体。于是高斯建议赵素昂提交一份有关临时政府情况的书面报告。[7]高斯的这一要求，在韩国临时政府看来，无疑是美方的一种初步肯定，这令在寻求承认道路上屡屡受挫的韩国临时政府备受鼓舞。
    3月24日，身在美国的李承晚再次致函赫尔，恳请美国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李承晚作为韩国临时政府驻美全权代表的合法身份。[8]从目前已公布的美国外交文档来看，美国对于李承晚3月的来函并未做出正面回应。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1942年3月底，韩国临时政府先后三次尝试与美国国务院接洽，以求获得美国官方对其地位的承认。纵观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尽管已由之前的不了解、不接触转为初步了解和适当接触，但对于承认一事，美国的态度一直是极为审慎的。在数次的接触中，美国从未给予任何书面或口头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暗示或信号。美国审慎态度的背后，是对盟国--中、英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苏联历来对朝鲜具有深度影响力的考量。美国在还未正式确定对朝政策以前，有必要先向盟国--中、英两国了解对此问题的相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