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制定对朝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构思对朝政策时，始终采取全局化的视角，苏联因素是美国考虑的重中之重。美国在未能与苏联直接沟通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在该问题上不刺激苏联，为自己日后的政策决定留有空间。
    1942年1月2日，李承晚在会晤美国国务院官员希斯（A.Health）时，要求美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希斯便直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会冒犯在北亚洲具有权益的苏联，这是美国所不能漠视的。[15]
    实际上，美国在与中国国民政府就承认事宜交换意见时，也反复表达了对苏联因素的重视。1942年4月，高斯在与傅秉常的交谈中，提到美国政府认为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是“一件很微妙的事”，美国有必要考虑在承认临时政府后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因为据称有两个师的朝鲜人在西伯利亚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一旦苏日之间开战，这几个朝鲜人师很有可能被运进朝鲜，被苏联利用在朝鲜境内建立某种政府。如果美国在这个时候承认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困难的局面。虽然苏联部队中的朝鲜人据说已经入苏联籍成为苏联公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本质上还是朝鲜人。”[16]言下之意，美国一旦在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贸然表态，很有可能会刺激苏联支持其势力范围内的苏籍朝鲜人回到朝鲜建立新政权，从而使得朝鲜的局势更为复杂化。
    4月18日，当中国国民政府再次征询美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的态度时，美国政府进一步表现出对苏联可能干涉的担忧：“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被国民政府承认，苏联可能会支持其他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相近的韩国团体。因为苏联政府同样对朝鲜问题尤为感兴趣，但考虑到现在苏联还未与日本宣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政府接触，可能会使我们的政府陷于尴尬之地。”[17]也就是说，美国考虑到苏联对朝鲜具有的巨大兴趣，在不了解苏联立场，又无法与苏联接触的情况下，美方认为不宜贸然行动，因此美国决定不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希望中国国民政府也能在此问题上与美方保持一致。
    1942年底，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⑤奉罗斯福总统之命致信蒋介石。这是一封由罗斯福授权起草、经罗斯福过目修改的信件，信中的内容是能够真实反映罗斯福政府意图的。拉铁摩尔在信中再次就朝鲜问题，表明美国政府的观点：在太平洋北部地区，苏联的领土接近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试图在解决朝鲜这类问题方面撇开苏联是不适宜的。在世界这一地区孤立苏维埃俄国，将意味着有可能制造紧张局势，而不是缓和紧张局势。中国和美国可能利用朝鲜南部的基地，保卫太平洋东部地区的和平。[18]
    美国充分意识到，苏联在历史上、地缘上、政治上都与朝鲜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朝鲜问题上苏联一定有着自己的考量。在没有摸清苏联的底牌之前，美国并不想贸然刺激苏联，使得局势复杂化。再加上美国自对日宣战后，一直在太平洋战场上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尽管苏联主力仍深陷欧洲战场，未对日本宣战，甚至还继续维系着《苏日中立条约》，但美国始终把苏联视为潜在的盟友。美国一直寄希望于苏联能在消灭欧洲战场的法西斯有生力量后，转而加入对日作战，分担美国的军事负担。如果此时美国单方面率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无疑是对苏联在此地区长久影响力的一种变相挑衅，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再说，美国政府当时也没有打算将朝鲜划入自己战后的势力范围，美国对朝鲜的预期目标极为有限，仅希望在朝鲜南部拥有军事基地，能够防卫太平洋东部地区即可。
    那么，制定何种对朝政策，既能实现美国有限的目标，又不会妨碍苏联在这一地区继续发挥影响力，还能兼顾中英两国盟友的既得利益？罗斯福政府提出了托管制度。
    托管制度反映了罗斯福总统的反殖民主义立场，罗斯福深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总统的理想主义⑥影响，试图铲除国际政治中的殖民地势力，并以托管制的形式加以取代。⑦罗斯福认为：托管制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其适用范围可扩大到国际问题上。他的托管制理念及历史经验来源于菲律宾案例。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讲话时就称“菲律宾过去44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为世界弱小国家国民的将来提供了一个模型……不过这一模型需要建立在两大重要前提的基础上。一是教育的普及以及与物质、社会经济的需求认识相同步的准备期，二是通过积累更多经验而为最终实现国家独立所需的训政期。”⑧罗斯福此番讲话将菲律宾作为监管的范例，吹嘘菲律宾即将独立，实则是为宣扬托管制的合理性进行舆论造势。
    1942年底拉铁摩尔致蒋介石的信中也谈到了托管问题，“在某些殖民地地区，即使有可能完全恢复自己原来的政府，也未必符合愿望。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合法地运用托管的方式，也许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可以委托某一国，也可以委托某些国家组成的托管委员会进行某种托管。这种托管将使国联的委任统治前进一大步，因为托管委员会为了适应时代精神，将更认真地行事。这将同适用于菲律宾独立的美国方案相似。丘吉尔先生对托管原则也完全赞成。”[19]美方此时并未明示要将托管制度作为战后解决朝鲜问题的策略，而仅是向国民政府说明托管制度，并表明美英两国对托管制赞成的立场，同时试探国民政府对此的态度，为战后在朝鲜实施托管政策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