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约538-594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作品时，他称呼该作品为《历史十书》(Decem Libros Historiarum)：“我写过十卷《历史》”。①但是，从9世纪开始，在部分手抄本中这部历史作品就有了另外的书名：《教会史》(Historiae Ecclesiasticae)，从10世纪开始，部分手抄本使用的书名则为《法兰克人史》(Historiarum gesta Francorum)。②此后每个世纪几乎都有手抄本使用这一书名，使之成为“正宗”书名。16世纪之后，虽然有少数印刷本以《教会史》冠名，但是主要的现代印刷本都沿用《法兰克人史》这一书名。1937年，德国历史学家布鲁诺·克鲁西为“德意志文献集成”编辑部编订这部作品的精校精注本时，才恢复其原名，即《历史十书》。但是，这一变化并没有立即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伦多大学的沃尔特·郭法特教授正式撰文加以系统总结，并进而在专著中揭示这种正名给史学史研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潜力，国际学术界才郑重其事，认可了这一新的“旧名”。③
    从《法兰克人史》恢复为《历史十书》，不仅仅是书名的异动，而且带来了对其作者和文本的重新认识。诚如彼得·布朗所总结的那样：“他们(学者们)不是来歌颂格雷戈里的，而是来彻底埋葬那不值一提的旧传统。”④本文首先介绍格雷戈里作为历史学家的新形象，说明他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史家；然后通过分析《历史十书》的结构，申述作者创新之所在。最后比较7-8世纪对《历史十书》的传抄情形，说明格雷戈里开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新史学传统--中古早期史学。
    一、《历史十书》的作者：从“天真汉”到“创新者”
    长期以来，格雷戈里被视为“天真汉”。例如美国史学家汤普森曾非常形象地评说道：“在所有中世纪历史学家当中他是一位最有意思、最诚挚的作家；他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朴素仁爱像一位圣徒，对自己的权利和理想像一位英雄那么忠诚……尽管他的批判能力较弱，不过，在其他方面，他却是诚实而真挚的。”⑤但是作为一位大主教，格雷戈里经历过丰富的政治斗争，自己也曾经受审。在《历史十书》中，他非常成功地“抹黑”了他的诉讼对手柳达斯特。格雷戈里真的“天真”么？或有特别的写作技巧或写作意图？
    当学术界将《法兰克人史》还原为《历史十书》的同时，德裔美国文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转换视角，将格雷戈里视为一位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即“现实主义作家”，其特征在于对“具体的现实进行摹仿”。这种摹仿是独特的，他称之为“教会写实主义”。奥尔巴赫认为，格雷戈里从基督教会的角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他身边的人、性格和事情。虽然格雷戈里具备新的写作风格，但其写作水平却还是低下的，只能跟着感觉走，辞不达意地反映着这个散乱的现实世界。⑥
    奥尔巴赫承认格雷戈里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技巧，但是又坚持认为格雷戈里写作水平低下，以致作品散乱，缺乏整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的学者与奥尔巴赫存在着根本性分歧。
    格雷戈里本人非常强调自己作品的整体性。他在《历史十书》的结尾处说：“这些著作或许写得有失文雅。但是，那些继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之后主管都尔教堂的主教们，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凭一切犯罪者感到可怕的审判日，若是你们不愿意狼狈不堪地从审判席前离开，去和魔鬼一同定罪，那我就请求你们大家千万不要从这几卷里挑选某些部分，略去其他部分，因而使它们遭到损害或被改写。而应该使它们在你们任职期间保持完整无缺，就像我亲自留下的一样……认为我的文笔并不优美，即使如此，我仍然恳求你一点也别去掉我所写的东西。如果其中有任何内容为你所喜爱，那我并不拒绝同意你将它改为韵文，但是要使我的作品保持完整。”(第10卷第31节)
    一旦意识到格雷戈里如此坚持自己作品的整体性，学者们就不能再认为《历史十书》行文散乱，以混乱之笔反映混乱的世界了，而是将格雷戈里视为具有特定写作意图，使用特定语言、写作风格和技巧，巧妙地通过历史写作实现其写作目的的作家。进而，学者们试图从各种角度解读文本，释读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一趋向导致上个世纪末对《历史十书》的研究发生了类似于“宇宙爆炸”式增长，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读和阐释。诚如英国利兹大学的颜伍德所总结的那样：“格雷戈里或是一位圣徒崇拜的主要见证者，或是描述精神想象世界的诗人，或是受到经学启发解释世界的阐释者，或是一位讽刺作家。”⑦颜伍德则试图综合诸家之说，重点分析格雷戈里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政治现实，巧妙行文，书写个人、家族、地区和王朝历史。他认为，《历史十书》具有双重文本的属性。表面的文本从字面理解即可，而内在的文本则需要结合写作时的现实背景加以细腻分析。⑧
    因此，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学术风气，即强调《历史十书》的整体性，肯定格雷戈里作为作家的独特写作能力，发掘其独特写作意图和写作技巧。这一学术风气如此强劲，以致海因泽尔曼强调《历史十书》的每个段落都别具深意，环环相扣。他认为格雷戈里通过刻画“贤王”与“恶王”，成功地写作了这部基督教社会史，为建设美好基督教社会呐喊。⑨而萨缪尔·柯林斯则强调《历史十书》形散而神不散，格雷戈里通过“圣徒”构建人类历史稳定而延续的纽带。⑩
    这些研究表明：格雷戈里的作品远较前辈史家想象的复杂，纷乱之中不乏整体性，乃至统一性；如实直书的背后又别具微言大义。当我们放宽视野，以古代史学向中古史学过渡的角度来观察时，会发现格雷戈里试图针对新的时代需要，对诸家前贤史作进行吸收折衷，书写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历史，尤其是将圣史(教会史)和俗史(帝王将相之史)熔为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