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者继承了这部编年史从宫相府观察社会及其历史的旨趣，聚焦于宫相以及在他的领导下的法兰克人的战事。768年是这部续编本记事的终点。也是在这一年，矮子丕平去世，其子卡洛曼和查理分别继承王位。约3年后，卡洛曼去世，查理独自统治整个法兰克王国，即查理曼(Charlemgane，748-814年)。790年代当法兰克王国宫廷重新编订历史的时候，他们放弃了续编《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体裁--年代记(Annals)。《法兰克王国年代记》(Annales Regni Francorum)自741年矮子丕平和弟弟卡洛曼接任宫相开始记叙。(35)新的年代记用公元纪年(即耶稣道成肉身之年)，而不是此前流行的帝王统治时期纪年法。虽然其叙事内容完全以王为核心，却通过记录王在何处庆祝宗教节日，尤其是复活节和圣诞节，提供王每年行踪的时间框架。通过这一圣史的框架，以公元纪年和宗教节日为时间坐标，王的活动得以呈现于史书之中，从书写形式上实现了俗史与圣史的融汇。至此，格雷戈里所开创的圣俗史融汇的新历史编纂传统，在这种基督教时间框架和节日的生活节奏之中，实现了其经典叙事形式，成为此后数百年历史体裁之正宗。
    五、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传统的开创
    西方古代史学以战争为叙事中心，鲜论宗教密仪。随着基督教会的兴起，尤其是4世纪初其获得政府认可，可以自由传播，以尤西比乌斯为代表的基督教史家也就开始创作教会史，但与传统的俗史并行不悖。他们所创作的非教会史中，多少有些教会史的内容。410年，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有关帝国衰亡与皈依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热门话题。希波主教奥古斯广泛收集罗马史事，为基督教辩护，并吩咐奥罗修撰写专门历史作品，为之张目。(36)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俗史与圣史的关系，也不得不需要一个解决方法。6世纪末，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独树一帜，从教堂看世界，认为战争的胜负由上帝决定，圣徒干预战争的成败；对于异教徒和异端，战争出于上帝的意志，对于基督教兄弟，大动干戈则不应该；如果嗜好战斗，就请进行灵与肉的“内战”吧。通过改造“战争”，格雷戈里成功地将战争纳入到基督教教义的框架之下，从而将古代的战争史叙事改造为新型的基督教战争史，圣俗历史汇于一炉，《历史十书》成为系统讲述圣史与俗史的新型历史。
    尽管格雷戈里自称，他只受过“经学”教育，不懂古典文学，“我并没有受过语法技艺的熏陶，对世俗作家的华丽读物也未曾博览，但是我的教父、克莱蒙城的圣阿维图斯主教指导我阅读教会作品。如果不是在他布道的时候我听见的，或者从他的汇编作品中加以挑选的，我绝不会加以牢记。他引导我在大卫的《诗篇》之后，阅读《福音书》、使徒的行传和书信。”(37)但是，其写作实践还是融汇古典和“经学”两大传统，以战争为核心对象，融汇圣史与俗史，开创了中古早期的新史书体例。
    这一点为此后数百年的作品流传史所证明。一方面，一些抄录者接纳这种新型历史写作模式，他们传下了A本系列。另一方面，一些抄录者则在继承的基础之上，根据读者的需要有所改易。抄录者大体针对奥斯特拉西亚王和宫廷的需要留下了B本系列；为满足奥斯特拉西亚宫相府的需要，留下了C本系列。B本通过删节教会史的内容，保留俗史的内容，使得王的重要性彰显出来，特别是奥斯特拉西亚王室。C本的作者则试图重新创造圣史与俗史融汇的新体例。在改编《历史十书》的过程中，改编者通过摘录和添加，从奥斯特拉西亚宫相和王国谋士的角度，评说历史。随着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尤其是查理曼完成其征服战争之后，王重新成为历史的主角。在新的年代记中，通过公元纪年提供的叙事起点以及宗教节日提供的每年王活动的节点，基督教史家最终完成了对古典史书体裁的改造，圣俗合一的内容也获得了其经典性叙事形式。(38)
    ①B.Krusch & W.Levison eds.,Gregorii Episcopi Turonensis Libri Historiarum X,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Tomi I,Pars I,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Hannover,1951.Lib.X.31.中译文参见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6页。以下引自中译本的引文，在引文后标注卷节，不再单独出注。若涉及细腻之处，则重新译过。中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27年印行的道尔顿教授(O.M.Dalton，1866-1945年)英译本。道尔顿教授的译本和寿先生、戚先生的译本，均忠实原文而行文雅洁，深受读者欢迎。依据道尔顿所定书名，中译本也采用了《法兰克人史》。这里的十卷《历史》，即这部《法兰克人史》，本文暂且定名为《历史十书》。
    ②C1(Codex Heidelbergensis bibliothecae universitatis Lat.N.864),'Historiarum Ecclesiasticae'; C3(Codex Parisiacus Lat.N.9765),'Historiarum Ecclesiasticae'; C2(Codex Namurcensis bibliothecae urbanae n.11),"Historiarum gesta Francorum; D1(Codex Claromontanus n.261),'Gestis Francorum'; D2(Codex Vaticanus Reginae Christinae n.556[11]),'Historiarum gentis Francorum'; D 3-8,'Historia Francorum'.B.Krusch & W.Levison(1951),no.a.p.3.
    ③Walter Goffart,'From Historiae to Historia Francorum and Back Again:Aspects of the Textual History of Gregory of Tours',rpt.in Lawrence J.Trudeau ed.,Classical and Medieval Literature Criticism,Vol.158.Detroit:Gale,2013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28.Jan.2015.Idem,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A.D.550-800):Jordanes,Gregory of Tours,Bede,and Paul the Deac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2-234.
    ④Peter Brown,'Gregory of Tours:Introduction',Ian Wood & K.Mitchell eds.,The World of Gregory of Tours,Leiden:Brill,2002,p.1.
    ⑤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从上古时代至十七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6-217页。
    ⑥埃里希·奥尔巴赫著、吴麟绶等译：《模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7-85页。刘建军：《“蛮族习气和宗教的胜利”时代的真实记叙--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的文学分析》，《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4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