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的描述既是高卢当代史之开始，也是全书主体部分的真正开始，所以，在行文之初作者又提供了一篇序言，介绍此后全书的编排方式。“按照时间顺序，以混合和交杂的方式将圣徒的奇迹和人们的杀戮一起记载。”即混编俗史与圣史(基督教会史)。对于如此安排的理由，格雷戈里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并不认为这么做是毫无道理的，将圣徒的喜乐生活置于可悲世人的杀戮之中加以记载。这倒不是要图省事，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而已。因为如果读者努力探究，就会发现在以色列诸王中，撒母耳杀死了渎神的非尼哈；大力者大卫王摧毁了异教徒歌利亚。”在罗列了更多的例子之后，作者搬出几位前代著名的教会史家以壮声气：“就这样尤西比乌斯、塞维鲁和杰罗姆在他们的编年史中，以及奥罗修将列王的战事与圣徒们的奇迹同等地编织在一起。因此，我们也如此叙述，以便时代的顺序，或者直到当代的年数计算被全面呈现出来。蒙上帝许可，通过上述作者所著史书，我们继续记录此后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格雷戈里的解释说明，分别记录圣徒的奇迹(圣史)与俗人的杀戮(俗史)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圣徒的故事与俗史一并讲述，在有些人看来就有些毫无道理了，为此需要进行自我辩护。
    从现存尤西比乌斯、杰罗姆、塞维鲁的编年史和奥罗修的《反异教史七书》来看，虽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圣史，但基本内容为俗史。在前三人的编年史中，教会史的内容非常少，主要是提及几个大主教区的主教更迭和当时有名的教会人物。例如在叙述戴克里先称帝(284年)至326年40余年间的史事时，尤西比乌斯仅纳入了耶路撒冷、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主教更迭信息。殉道者则提及了三位殉道的主教：锡萨克(Sissek)主教奎里努斯(Quirinus)、阿马西亚(Amasia)主教巴西里乌斯(Basileus)和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16)这一原则为续写者杰罗姆所遵守，他增加了名人在编年史中出现的频率，但对圣徒的故事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偏好。
    续接杰罗姆写作编年史的诸多拉丁作家，大抵沿袭了这一模式。他们会提到少数著名城市的主教，但很少提到另外的圣徒。西班牙的主教伊达提乌斯所著《编年史》，续接杰罗姆，自提奥多西皇帝(380-395年)登基开始叙述。关于提奥多西皇帝的统治的15年，共有23条记录。其中提及了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更替(1条)，罗马主教的更替(1条)，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圣徒都尔主教马丁(1条)以及百基拉派异端的兴起和传播情形(2条)，其余皆为帝国政治事务。(17)
    奥罗修的《反异教史七书》侧重于描写各种灾难。(18)在叙事过程中，对圣徒的奇迹着墨更多，但是与俗史相比，圣史的内容也不成比例。格雷戈里在第一卷中摘抄这些史家作品的时候，基本上将其俗史部分删削殆尽，以至于俗史与圣史的比重较为平均，似乎他们的作品确乎“将列王的战事与圣徒们的奇迹同等地编织在一起”。
    归根结底，按照历史时间的先后顺序，融圣史与俗史于一炉，二者比重较为均衡，写作内容详瞻的当代史，是格雷戈里的一种创新和尝试。(19)在每卷之中，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在作者熟悉的主教和院长去世的时刻插入教会史，包括职位如何更迭、已故主教和院长以及候补人士的德行和事迹。可以说，“死亡的发生”是教会史得以融入《历史十书》的契机。
    《历史十书》的第一卷以29节为界，此前为《圣经》的极简节录，此后部分则类似于高卢殉道者列传，一直到圣马丁得永生。第二卷则开启了汇圣史与俗史为一炉的新型当代史。开篇续接第一卷，继续圣史的叙事，但主题很快就发生改变，转向在圣徒的祈祷和帮助之下，俗人如何开展保护教堂、城市和教会的事业，而以克洛维统一高卢为高潮，终篇于克洛维去世。
    第三卷续接第二卷，叙述克洛维的儿子们在寡母克洛提尔德的领导下继续扩张，最终完全统一高卢。但作者又提供了一篇序言，事关政治神学，表明正统信仰是国王成败的关键之所在。在序言中，格雷戈里通过对比大公教信仰与异端信仰尤其是阿里乌斯派，说明信仰正统的王如克洛维“在它(信仰)的帮助下征服了这些异端信仰者，把他的王国扩展到高卢全境”；而异端分子如克洛维的对手、西哥特王阿拉里克，则“丧失了国家和人民，尤有甚者，还丧失了永生，受到惩罚。”这是因为：“尽管敌人的诡计剥夺了真正信徒的许多东西，上帝却百倍地还给他们，而异端信仰者原来有的东西则被夺走，自己一无所有。”虽然格雷戈里的说法有些俗气，颇有现世报应的说教味道，但也颇迎合大众读者和听众。通过克洛维的例子和后面勃艮第王国诸末代国王的命运，作者将第二卷与第三卷链接起来。正是在第三卷中，这些异端诸王被消灭，他们的王国消失。
    第三卷和第四卷大体属于同一主题，而以克洛提尔德的去世为分界线。克洛提尔德去世后，无人再能有效干预法兰克诸王之间的内战，他们的争斗逐渐趋于激烈。在第四卷趋近于结束的时候，作者对此颇为不满。在第48节，他问：“为什么这样的灾害降临到了他们身上(都尔主教区的教众)？”随后在第50节，即倒数第2节，作者明确指出了灾害的直接原因：“内战”，并对此表示愤慨和无法忍受：“当我叙述这些内战的情节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悲愤。”
    随着第五卷的开始，作者亲自登场，成为他自己笔下的法兰克王国史的一个主角。他的登场，使得在第四卷若隐若现的新历史叙述主题--内战格外清晰起来，因此第五卷再次以长篇序言开篇。格雷戈里说：“当我叙述那些使法兰克人的种族及其统治如此令人痛心逐渐衰萎下去的种种内战时，我的内心是悲伤的。”在引用《圣经》话语之后，作者将现在的列王与他们的祖先克洛维进行比较，说明他们是因为贪欲而进行内战。接下来，用迦太基的历史作为例证，说明内战会导致毁灭。最后希望诸王能够改过自新，一心侍奉耶稣基督。作者记录围绕他本人和都尔大主教区发生的内战和政治事件，因此特别激愤于国王们之间的冲突。(20)
    第五卷和第六卷所述内战以希尔佩里克王之死大体告一段落。这个时候整个高卢只有一位成年国王贡特拉姆，他被格雷戈里尊称为“贤王”。其他两位国王一位才十四岁，即都尔所从属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提乌德贝尔特二世，另一位是才4个月的洛塔尔二世。法兰克王国的军事政治步入一段相对稳定时期。格雷戈里用4卷的篇幅讲述此后6年间的史事，并没有再写作新的序言。不知道是由于巧合还是别有深意，此后二百年间的《历史十书》的手抄本几乎都将后面四卷与前面六卷分别抄写；或者径直删除后面四卷，仅仅删节、摘录或者改写前六卷。下文将通过与这些抄本的对比，比勘后人对《历史十书》的删改，将格雷戈里的作品置于中古早期的史学史传承中，考察他的史学创新是否为后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