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朝对其封贡体系各圈层成员的信息情报搜集活动。在严密监控、防范的同时，明朝君臣对其封贡体系中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三个圈层的军事信息情报搜集活动也极为重视。无论域外水陆舆图的绘制，还是直接服务于特定战争需要的军事谍报，都在其努力获取的范围之列。因关乎主旨，这里以依略述一下。
    一是明代对域外水陆舆图信息的搜集、汇总。这种搜集、汇总活动，实质上是元明朝代更迭之后军事地理信息的数据重建，主要集中于洪、永时期，并主要通过往来双方之间的使臣、商旅等的观察、问询、记录来获取。当时，明朝军力尚强，征伐四出，全国大部分地区归于一统，周边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者逐渐增多，明朝封贡体系呈现圈层性扩张，明朝在其封贡体系中威望日增、影响日著，因而，明人这种搜集、汇总活动进展较为顺利。有时候属国为了表示对大明的事大之诚也会主动提供一些常规军事信息。但总体来看，这种搜集只能是借助一定的政治交往契机，渐次搜集、绘制、积累，时间跨度较长且没有统一的规制。检诸史料，其搜集、汇总主要包括如下诸事：洪武三年春，朱元璋“遣使往安南、高丽、占城，祀其国山川。……仍命各国图其山川及摹录其碑碣图籍，付使者还”。[49]洪武五年正月，琐里国王卜纳的遣使朝贡，“并绘其土地山川以献”。[50]洪武六年，暹罗新王参烈宝昆邪嗯哩哆啰禄遣使贺明年正旦，“贡方物，且献本国地图”。[51]永乐元年，御史尹绶受命出使真腊，“自广州发舶，由海道抵占城，又由占城过菩提萨州，历鲁般寺而至真腊。……绶归，凡海道所经，岛屿萦回，山川险恶，地境连接，国都所见，悉绘为图以献。上大悦。”[52]永乐十三年吏部员外郎陈诚出使西域诸国归，“上《使西域记》，所历凡十七国山川、风俗、物产悉备焉”。[53]为嘉其劳，三年后朱棣仍不忘将时任行在吏部郎中的陈诚晋升为广东布政司左参议。[54]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等率军2.7万余人七次下西洋，由于郑和兼通戎务与外交，因而在与西洋各国发展商贸、增进友谊的同时，也附带对其所历东南亚、南亚、西亚23国凡四万余里之政情、山川、风俗、人物、土产、物候以及水道、气象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虽然郑和当年出使“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但其通事、随从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吴朴所著《渡海方程》却使明朝对西洋诸国的了解大为加深，郑和留下的出使水程尤为兵部库房珍藏的重要资料。[55]至明末，人们根据郑和下西洋时所用的海图针经又编绘成《郑和航海图》，该图共收航海所经地名500多个，成为我国最早的航海图，茅元仪所辑《武备志》更认为《郑和航海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将其置于书末，“载以昭来世、治武功也”。[56]而明末清初舟师远洋航海所用的两种针簿《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更是大量吸收了郑和船队对东西洋水道长期探索的成果。
    水陆地理信息的不断积累，为明人域内外舆图的绘制逐步奠定了基础。嘉靖二年，郑晓以进士授职方主事，“日披故牍，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57]万历四年，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行人司行人谢杰出使琉球，归国后绘成《琉球过海图》，长二尺六寸，宽六寸半，附于二人所撰《使琉球录》中，共7页。这是明人首次绘制琉球图。[58]而万历七年钱岱重刻的元代朱思本《广舆图》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人域外地理考察的总成绩，朱思本《广舆图》原本并不涉及域外部分，明人罗洪先、胡松、钱岱在朱图基础上陆续增补了《朝鲜图》、《朔漠图》、《安南图》、《西域图》、《琉球图》、《日本图》、《华夷总图》、《东南海夷总图》、《西南海夷总图》9幅域外地图。[59]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又指导李之藻绘制完成了《坤舆万国全图》，根据香港学者李兆良对该图的研究，②正是依据180多年以前即1423年以前郑和船队远洋航行获得的地理资料而非同时期欧洲的发现，利玛窦得以清晰地在《坤舆万国全图》上勾画出五大洲、四大洋的准确轮廓。[60]
    二是对直接服务于特定战争需要的军事谍报的获取。至迟在成化十年余子俊巡抚陕西之时，针对时常处于军事紧张状态的蒙古、女真诸属部以及沿海倭寇、国内沿边地区重大兵变、民变等，还有后来的日本、缅甸、西洋诸国，明朝就已经开始着手创建塘报这种大型的沿边、沿海重大、紧急军情的哨探、分析、传递网络，相比于朝鲜之役中因时、因事而实施的间谍活动，明军沿边、沿海卫所、墩台及一线作战部队皆配属有大量的职业情报侦察人员--夜不收、尖哨，其规制颇为严密完整。嘉靖中期以后，蒙古诸部与明朝的冲突加增，明边军将领遂将“节年虏中走回男子熟知虏情者”[61]以及“边人惯习夷情者”[62]加以拣选、训练，其后或充通事，或充家丁，“与远近侦卒偕往偕来”，进一步增强了明军的情报侦察与军事渗透能力。当然明军间谍网络的效能发挥如何，不仅取决于其间谍管理体制是否完备，也取决于该间谍地域（属国、属部、一般交往者等控制的地理区域）与明朝的民间交往程度，如果该间谍地域商业辐辏、汉人在该地往来经商、居住者甚或汉人被掳者、逋逃入其地者甚多，与当地民众彼此熟稔，信息来源广泛，间谍活动借此掩护往往比较顺利，所获情报亦会较有价值。在明朝对蒙古、女真、沿海倭寇等中国境内敌对力量的长期预警、监控、战争中，明朝的间谍活动能成功显然与此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在日本、缅甸、西洋诸国等敌对力量管辖、控制的地理范围内，由于明朝长期执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海上贸易，禁止私人与外国势力相通，少数涉履其地者亦多被明朝视为叛国背祖、营私罔利之奸徒，归国无路，报国无门，则明朝间谍在该地域的间谍活动就会效能大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重大情报。限于篇幅，这些内容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此处从略。
    而且，随着明朝军队中后期的作战范围突破本国边界和陆地，向跨海和跨国作战延伸，明军的军事监控、侦刺的地域范围也在大为拓展、延伸，这在东北朝鲜之役、东南清剿倭寇和反击西方海盗的诸多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防倭、防日过程中，明军已逐步认识到沿海岛屿的重要性，万历二十三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奏请在福建海坛、南日岛、澎湖列岛，浙江陈钱、金塘、補陀、玉環、南麂岛屯田驻军，并特别强调了澎湖列岛的战略地位：“彭湖……遥峙海中，为东西二洋、暹罗、吕宋、琉球、日本必经之地。”期望明廷及早派兵屯驻彭湖诸岛，“且耕且守，据海洋之要害，断诸夷之往来”。[63]万历四十四年琉球咨报日本舰队进攻鸡笼（台湾），进一步使明朝认识到台湾在明朝海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今鸡笼实逼我东鄙，距汛地仅数更水程，倭若得此而益旁收东番诸山，以固其巢穴，然后蹈瑕何间，惟所欲为。指台、礵以犯福宁，则闽之上游危；越东涌以趋五虎，则闽之门户危；薄彭湖以瞷泉、漳，则闽之右臂危。即吾幸有备，无可乘也，彼且挟互市以要我，或介吾濒海奸民以耳目我。彼为主而我为客，彼反逸而我反劳。彼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我无处非受敌之地，无日非防汛之时，此岂惟八闽患之，两浙之间恐未得安枕而卧也。[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