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
    新约谈判提上日程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估计到，“中国人很可能会认为，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当然包括放弃租借地（如九龙），还可能包括归还香港”。他在10月16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特地引用了威尔基10月7日对重庆新闻界告别演说中的一段话：“我们相信，这场战争必定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其他国家的时代的终结。例如，从现在开始，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将只能由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治理，我们现在就该这么说，而不是等到战后。”他本人也对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抱同情态度（18）。但外交部22日复电直截了当地拒绝考虑香港问题，称该“条约与香港殖民地和包括新界在内的香港任何部分均无关系”（19）。
    10月29日，薛穆向中国政府提出中英新约草案。国民政府外交部经过研究，对草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1899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20）。国民政府在这里只提出了1899年条约和九龙租借地问题，没有提及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和英国根据这一条约占据的九龙半岛，更没有提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香港本岛，应该说，国民政府考虑到问题的难度，因此提出了比较克制的要求。
    11月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提出对案。薛穆对中方提出新界问题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他认为，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他们就不大可能放弃，因为他们认为租借地和租界一样，都属于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范畴。”薛穆还认为，中方只提新界，而未提港岛和九龙半岛，这实际上是默认香港和九龙是英国领土，这对英国是有价值的，因此或许可以考虑接受中国要求（21）。
    但外交部却别有主意。远东司长克拉克在20日的备忘录中援引了香港总督1931年6月一份备忘录中的话：“不但九龙，而且新界的大部分地区……对香港在经济和战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克拉克完全同意这一结论。他认为“新界与英国领土是互为依存的”，“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挤出香港。”但他顾忌到，如果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英国就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拖延下去，由英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明战后英国将致力于远东的重建并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盟国应为共同利益精诚合作，英国也准备与中国政府讨论香港未来地位问题。如果盟国致力于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联合防御体系，英国将把香港作为该体系的战略要点之一；在经济方面，盟国之间或英中两国间应达成一种安排，使英国得以保留、增加和保护在香港的商业企业的特权。他认为发表这样一项声明可以使英国摆脱困境（22）。
    布雷南大致同意克拉克的意见。副外交大臣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虽然认为中国没有理由在一项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中提出新界问题，但他还是同意了克担克的主张。议会外务次官劳（R.K.Law）主张把声明范围仅限于新界，并使用盟国希望英国为重建远东作出贡献这样的措辞。但艾登否决了发表声明的建议。他认为应答复中方：新界不属条约范围，但英国愿在战后讨论其未来问题（23）。最后，外交部的方针是：坚决抵制中国的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30日的内阁会议批准了这一方针。12月5日，艾登指示薛穆，新界目前不属于条约讨论的范围，但可以通报中方，在战后盟国为重建远东进行合作的情况下，英国“会与中国政府共同考虑在现行租期内新界的未来地位”（24）。艾登就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征求薛穆的意见。
    薛穆7日回电说，中方提出新界问题，或许仅仅是为了尝试，或许是为了彻底解决，他认为后一种情况更有可能，“中国人不会同意战后继续保留租借地”。为此，他主张，如果“我们能够干脆拒绝在条约中写入新界问题，我们就坚持不变”，同时还要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不会无限期搁置这个问题。但不能发表如艾登所说的那种声明，中国人会把它看作是英国打算继续保留租借地的表示；再则，也不能使用“在现行租期内”这类措辞。尽管如此，他仍然怀疑，中方是否会同意把新界问题留待战后解决。艾登没有立即答复薛穆这一封信。14日，薛穆在与宋子文的会谈中说，英国政府认为新界不在目前谈判范围之内。宋子文反驳说，中国公众都把租借地和租界视作一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上也提出了九龙租借地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如不能保证解决这一问题，则不能消除引起两国人民间误会的根源（25）。
    在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态度最坚决的似乎是蒋介石。他坚持新约中要包括这一问题，否则，他宁愿不签订条约（26）。
    14日晚，宋子文嘱杭立武造访英国使馆。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并兼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他深得蒋介石信任，与英国方面关系也很好，常常起到蒋介石与英国大使之间的联络官的作用。杭立武对英国使馆顾问台克满（Eric Teichman）说，宋子文拿不准是否能说服蒋介石和孔祥熙最终同意签订不包括新界的条约。杭立武以个人身份提出一项建议：中方向英方提出一份公函，承认新界与目前谈判无关，并希望在今后适当时候重新提出新界问题。他希望知道英方对此的态度。杭立武的建议显然是他与宋子文的共同想法，他是来为宋进行试探的。薛穆随即把杭立武的建议转告外交部，并再一次指出：“任何暗示要继续保留租借地的答复都不会使中国人感到满意”，“要理解他们的想法，我们必须想一想1898年各国纷纷索要租借地的历史，当时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达到了高潮”（27）。
    杭立武的建议不要求英方承担任何义务，对于英国未来政策没有任何约束，艾登认为是可以接受的（28）。在12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丘吉尔再次强硬表示：“应坚持我们前此坚持的方针，即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必须把它留待战后……讨论。”（29）艾登随即于23、24日两次指示薛穆，新界未来的问题不属新约范围，但如果中国政府愿意，英国可在战后“考虑租借地的期限”，中英双方可通过换文表示这种意向。这实际表明，战后英国仍要保有这块租借地。25日上午，薛穆照这一指示向宋子文作出表态，遭宋子文拒绝。宋说：“租借地的期限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薛穆在当天给艾登的报告中建议，如果中方最终同意做出妥协，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一语改作“租借地问题”。艾登接受这一建议，于26日指示说，英国虽极愿保留“租借地的期限”一语，但也可把“期限”一词删去，或改作“租借地问题”（30）。
    25日下午，宋子文、外交次长吴国桢、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王化成及驻英大使顾维钧进行商讨。王宠惠等说，蒋介石对九龙租借地问题颇为坚持，如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中英谈判可能破裂。顾维钧认为，英国说战后解决领土调整问题是有诚意的。中国可以找到体面退让的办法；而如果条约谈判失败，英国发表声明解释理由，英、美舆论自然会采取现实态度，觉得首要之事是协同作战，而不是就现在还被敌人战领的领土进行争吵，那样可能反而对中国不利。在场的人一致认为，在今后对付苏联时，与英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大家决定把问题呈报蒋介石，并由王宠惠起草一个方案，要求英国声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意愿，并同意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之内中英开始进行谈判。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强调，英方应该承诺归还九龙租借地（31）。
    27日上午，宋子文把蒋介石批准方案事告诉顾维钧，并嘱他立即去见薛穆。顾维钧奉命对薛穆说，中国政府不反对在新约之外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也不反对战后进行各种实际安排，但英国现在必须明确声明打算把该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果连这样的妥协办法英国也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将不签订条约。自然，他希望能避免这种结局。薛穆表示无能为力，说他已尽力设法提出折衷方案，如谈判破裂，不是英国的过错（32）。
    谈判眼看面临僵局。顾维钧估计英国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不会再作多少让步，并主张“即使暂时牺牲九龙，也要签署条约”。宋子文建议一起去劝说蒋介石不要在此问题上继续坚持。27日晚，顾维钧在面见蒋介石时说，英国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这是英国“送上门来的礼”，中国应当先收下这第一份礼，同时暗示在等着第二份礼；中国应当先签新约，同时公开讲明，希望英国战后归还九龙租借地。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决定先不把这一立场通知英方，而让宋子文翌日再告诉薛穆，九龙租借地问题解决后才能缔约（33）。
    28日上午，宋子文再次与薛穆会谈。宋强调说，中方已对英国建议的换文讨论过两次，但不能接受这种解决办法，他强烈暗示情势的严重性，恳切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在新界问题上的立场，作出准备归还新界的表示。薛穆也感到事态严重，他相信宋子文所强调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新界问题上的感情，他担心如果英国不发表中方所要求的声明，中国真有可能拒签新约，那样，“英国可能陷入窘境，中国人在与美国人订约之后，会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即便不这样，也将出现很困难的状况”，中英“两国正在迅速改善的关系”将“严重倒退”（34）。
    在28日内阁会议之前，克拉克在给艾登的备忘录中分析谈判形势说，如果内阁会议批准指示薛穆，除了把“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去，英国不再作任何让步，英国可能要冒谈不成条约的风险。这对英国议会和公众都能讲得过去，因为一则，新界不属治外法权范围，它是“英国领土香港的租借条件下的延伸”；二则，如果英国宽宏大量，条约对中国过于有利，中国将得寸进尺，要求对治外法权范围以外的事项进行调整。他指出，达不成条约虽有若干不利之处，但“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由于中国的压力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让步，那么我们使自己在其他问题上经受中国的严重压力”。艾登完全同意克拉克的这一说法（35）。
    28日，艾登向内阁会议报告了谈判情况，表示不能接受中方要求，内阁会议同意这一立场。会后，艾登立即指示薛穆，除了26日电所示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词删去，或改成“租借地问题”外，英国不能再作让步。”他说：“我们不可能接受顾博士提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中国坚持，我们只好不签订条约。”29日，艾登又紧急致函美国驻英临时代办，向他解释英国政府的立场，谈判开始时，英国政府没有料到中方会提出新界问题，现在，内阁已经议决，即使谈判破裂，英国也不能让步。他希望在谈判中一直与英国合作行事的美国政府运用其对中国的影响，不要使事情走到这一步（36）。虽然美国政要和公众舆论对英国殖民主义多有批评，但在这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支持的还是英国而不是中国。31日，英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电告外交部，美国国务院与美驻英大使怀南特（John G.Winant）“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向中国政府指出，他们对中方“经常节外生枝感到不快，虽然租借地问题是中英两国间的事，但美国也关心此事，因为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顺利解决治外法权问题”。虽然在美国进行干预之前中方就已作了让步，艾登对美国国务院和怀南特还是深表感激（37）。
    30日，薛穆、宋子文再次会谈，薛穆照艾登28日指示把英国立场告知宋子文。下午，宋子文、王宠惠、顾维钧又见蒋介石，劝他最后下决心放弃关于九龙租借地的要求。31日上午，蒋介石正式批准签署条约。中午，宋子文将此决定通知薛穆（38）。
    由于条约文本翻译颇费周折，新约签字又推迟了若干日。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与中美新约同时签订。宋子文并向薛穆提出一项照会，声明：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21日，薛穆复照称，业已将此通知转达本国政府（39）。英国没有通过这次换文承担任何义务，作出任何承诺。可以说，中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谈判是完全失败了。